一个现实的执法问题是，老人过了一定年纪，哪怕违法犯罪也不会被拘留收监，这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激励，你扶了老人后对方冤枉你撞了他，哪怕你事后用证据自证清白，诬告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来说也往往没有什么后果。还有一种司法观念，认为老人年老体弱，是“弱势群体”，与所谓的“强势群体”发生纠纷，会不管是非曲直，而倾向于让后者承担责任，这种偏袒会激发人性之恶，事实上受到系统性偏袒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强势群体。 这些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这些执法与司法实践上的系统性偏袒难辞其咎。

每一名家长都应该了解与关心，孩子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做什么，喜欢看什么书，热衷于玩什么游戏，上网看什么内容，课余时间去哪里玩，实时关注孩子的言思学行，这就需要家长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拓展孩子的思维视野，引导孩子建立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逐步培育孩子的良好生活习惯与自律能力，这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上瘾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旦孩子的内在精神世界变得强大起来，那么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那些瞄准人性弱点的“上瘾”产品也将不攻自破。

按照历史，刘备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抛下追随自己的百姓，很高尚了，已经算是汉末时代绝无仅有的人性之光了。《三国演义》要给刘备再加一句台词：“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就要投江而死。 这个举动，不是今天的读者才觉得假，是古代评点《三国》的人，一致觉得假。

他在三十多岁时写道：“只有当她不在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对我来说一直比我的幸福更重要。”在五十多岁时写道：“现在我才明白，爱情与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制约，一个没有另一个是不可能的。”他善于刻画当代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并在写婚姻生活的长篇小说 《七年》 中给时代下了份诊断书：“他们的道德想象偏向狭隘，但他们理解人性的弱点，准备原谅一切”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所谓人性的那点事儿，大家不看书，不全知道吗？用得着写小说吗？小说要看怎样提升人性，而不只是看怎样呈现人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家庭内代际融合的动力与约束力是血缘、家风价值观与长期共同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亲情，这比一般的道德感与爱心要强大得多。养老院招募的年轻人再有爱心，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一般而言，任何人对陌生老人的爱不可能比亲生父母子女间的爱更强烈，这是基本人性。这也正常，因为养老院推的代际融合本来就是模拟家庭养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同心圆扩大，强度衰减，即爱有差等。

新加坡制定城市规划时，往往着眼于未来3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预见30年后技术、工业、经济等发展变化，从而明确新加坡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通过这些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能够有效管理公共住房资源，确保组屋能够真正服务于有需要的家庭，避免资源被不必要占用。 现在新加坡提出从人造的“花园城市”变为“森林或自然中的城市”，走向更人性化的设计。

历史叙事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传统的史学著作，也可以是实体的纪念碑、博物馆，还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等。而历史叙事的多寡、优劣、成败，决定着后人能否记住这一段历史。成功的历史叙事甚至可以成为宏大叙事、或是后人追捧的标志性事件，否则它也只能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留在当事人与幸存者的脑海里，甚或鲜为人知。

答复里“尽量让双方当事人深入了解彼此后再来登记”的措辞也显示，比起“离婚冷静期”，当今的婚姻恐怕更需要“结婚冷静期”。在这个“冷静期”内，男女双方都能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充分地了解彼此的真实情况，在权责对等、权利均衡的原则下决定缔结婚姻，激发人性中良善的一面，抑制“婚姻诈骗致富”的人性黑暗面，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更加贴合婚姻制度的本质与初心。

从人性来揣测，不难知道，甚少涉足坑洞的文人，对于石头的优劣往往依赖工匠的嘴巴，这样文献与实物慢慢就脱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