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徐震堮先生在《校笺》前言只字不提余嘉锡的《笺疏》，可以隐约感觉到他与周祖谟先生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

由于周楞伽有比较扎实的文史功底，又因为耳聋的缺陷而不方便与人交往，因此整日埋头于书案，这不但使他在历次运动中能够较为平稳地度过，而且成为出版社里发稿量最多的编辑之一。

看来周汝昌先生运用破折号是有他自己对研究对象杨万里诗歌有独特理解而有意为之的。最后《杨万里选集》保留了这些破折号，也是出于对作者观点的充分尊重。

周楞伽描述中的父亲，与《哪吒》中的李靖颇为相似，而周氏对父亲的反叛，也如哪吒一般。都说作家的人生经历影响着他的创作，《哪吒》这部小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

《闲堂书简》内容丰富，举凡治学教学、时事政治、友朋往来、家庭生活等等无不涉及。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多深蕴着的情感，有夫妻之情、父女之情、祖孙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等等，他在信中表达对亡妻的怀念、对女儿和外孙女的慈爱、对老师的感恩、对学生的关怀、对友人的思念等等，充分反映出千帆先生是一个长于情、深于情的性情中人。

对于编辑来说，工作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发现一部好书稿、一位好作者，以及书出版后得到好的反响、作者成了知交。对于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我来说，已故的罗宗强先生（1931—2020）和他的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这样的好作者和好书。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

陈寅恪1941年写定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并不存在胡适批评的“标点尤懒”问题。可惜阴差阳错，这本书稿寄出后，陈寅恪以为丢失了，遂请人用初稿“拼凑成书”，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陈寅恪的视力每况愈下，终至完全失明。几十年后蒋天枢主编《陈寅恪文集》，“以《元白诗笺证稿》为楷模，不许越雷池一步”，甚至原稿有“书名专名之符号”的，也“一概取消”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辑《陈寅恪文集》时，充分尊重了陈寅恪的意愿，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补救。 ——编者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