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次采访中，学者谢爱磊说他并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他认为“做题家”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也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他在乡镇做住校生，所处的环境贫穷而封闭，少有人为他张罗未来，也没有小镇做题家这种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惟他一个人，他身边的同学也面临着“被剩下”的县中孩子危机。

我以前的老师有一点偏心，成绩好或者他喜欢的人犯错，他的惩罚会温和一点。当我自己去做老师的时候，我希望对每个学生公平对待。其他的我觉得很能适应，因为我就是这个体系出来的。 学生对于一些新鲜事物，其实没那么能够接受。比如宣传一个活动，他们想到最多的是做手抄报、征文这种我觉得特别老干部的宣传方式。我还挺惊讶的，为什么不用更年轻人的方式。

光绪年间徽商衰落，“小镇做题家”胡传深知内地官场“内卷”严重，只有走向边疆才是出路。他先是远赴东北严寒之地寻找机会，继而受命入海南，因感染“瘴气”不得不离开，最后在台湾找到归宿。

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就在畅销书《新思维》中预言，21世纪的一大趋势是自动化，具体他提到，会有能编程的程序。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还是说被他不幸言中？

公共知识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迁，每个时代也就都会有自己的流行语——唯有广为人知、广为人用、广为人读的语词，方能争取到至少是流行一时的资格。如果流行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永久性占据了一代代语言使用者的心智，那么流行语也就不仅是流行语了，它会以“成语”“新词”“固定搭配”的形式，正式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

那些真正出身底层或农村的学子，几乎不会自称“小镇做题家”，更不会用“贱民”“土猪”这种方式自嘲。对他们来说，即便是入了“天坑专业”，也一样是条阶层跃升之路。不仅真底层学子不会，即使是在中产家庭学生中，自居“小镇做题家”的也是绝对少数——只有那些心高气傲，但市场能给与的又远远低于自己预期的，才会把这个词整日挂在嘴边。

如果有一类学生因为无法融入大学环境而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的收益，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教育不平等。 我在班里做了一个调研，想弄清楚有多少人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结果是在五十多个人里，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六十。 （在美国）有的没上过大学的家长听闻孩子要远赴他乡上大学，第一个反应甚至是“你要抛弃我们”。如果将场景移到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你能考上清华北大或任何一所985，父母砸锅卖铁，甚至举全村之力也要供你上学。

最普遍的质疑为，“小镇做题家”将自身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是在为自己的不努力开脱。西蒙认为，这个词确实能折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差距等复杂的社会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1年2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