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名校的小镇青年，如何走出自我低估
在许多次采访中，学者谢爱磊说他并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他认为“做题家”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也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发自：广州
责任编辑：周建平
2022年1月3日，四川眉山，两位学生在大学宿舍里学习 图/视觉中国
社会适应
考上上海交通大学那年，是凌峰人生中难得的高光时刻。
今年33岁的凌峰出生于江西农村，18岁之前在农村和县城求学，高考后去了上海。成绩出来的那年夏天，他意气风发，手握奖学金，被邀请到县里和市里演讲，他默默背着《新概念英语》上的英语课文，笃信“上了大学也要努力学习”，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等他进入真实的大学生活，信心很快就被击垮。先是入学英语水平测试不及格，紧接着上体育课集体跳绳时，“每次到我这就卡。”叠加的落差越来越大。专业课成绩也是吊车尾，就连做实验，他发现自己的反应也慢半拍，不如班上其他同学。
“在小县城，我被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进了大学之后发现自己一直垫底。”这或许是许多从农村和小镇考上名校的学生都体验过的“落差感”。他们通过教育流动到大城市，经济上的不安全、融入城市的不适应以及评价体系的改变将落差感放大。社交平台上，他们戏谑地自嘲为“小镇做题家”——“除了做题，一无所有”，在成员超过13万人、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豆瓣小组里，讲述自己的社交障碍、职业发展的迷茫以及“上岸”经验，共享着同一种失落。
考上名校的励志故事远非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境遇的全貌。从2013年起，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中选择了约2000名学生展开追踪研究，他们中有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由这项研究凝结而成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于2024年5月出版。谢爱磊在研究中发现，相较于经济上的不安感，更让这些农村和小镇学子难以招架的，恰恰是大学期间的“社会适应”。
从2013年起，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四所“双一流”高校中选择了约2000名学生展开追踪研究，他们中有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 图/视觉中国
入学没多久，凌峰就报名了学生会。面试时被问起有什么特长，他很自然地说唱歌，面试的学姐又问他是否参加过合唱团，他一下子“被镇住了”。“之前跟同学一起去KTV唱歌的时候，我没跑调，这在我的认知里就挺不错的。我怎么会有（合唱团）这样的证据？”不出所料，他后来落选了。
关于学生会的参与程度，谢爱磊曾在追踪的两千余名学生中做过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14个百分点。
就像谢爱磊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我研究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经常在访谈时提及‘觉得自身的社会能力不足’，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自洽。”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许多受访者也分享了类似的感受。
凌峰大学期间的朋友都是舍友，“一起打游戏，跑社团，过着很普通的生活。”工作后，他从上海搬到广州，在一家公司工作了近十年，始终没交到太多朋友。“我害怕跟别人熟起来。同事邀请我也不太敢去，也觉得没熟到周末一起玩的程度。”他有时候疑惑同事之间“一起吃饭遛娃”的社交圈是如何建立的，“我比较亲密的朋友都是高中复读那年认识的，大学只认识了我老婆，工作之后更没有机会。好像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还挺自卑的。”
同样来自农村的汤婕坦言人际关系一直困扰着自己。她形容自己的性格“（在社交方面有些）迟钝、偏淡，有些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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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159****1110
没办法，这是城市的时代，是城市人的主场，主场优势明显。如果评价以农村生活为标准，估计就反转了。像知青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