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可以禁止携带手机进校园，但不应没收手机据为己有，而应将没收的手机交还家长，并且对学生与家长都不应有羞辱性的惩罚或“教育”；学生会干部也不应该有查违纪的权力，这一权力最好在学生之间流转轮值，以免固化出“学生统治者”；应该给予学生自我管理真正的空间，譬如某些校规的合理与否应该让学生参与讨论，而不是学校管理者脑袋一拍一条严苛的校规就产生了。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在民营企业与竞争性行业中从事过“生产性努力”，而是一开始就进入财政供养单位从事衣食无忧的“分配性努力”，不知稼穑之艰难，不识民生之疾苦，恐怕是很难理解社会运行方式、了解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期待的。 公职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做好社会管理工作需要的是真切实在的社会经验，这才是“定向生政策”聚焦于艰苦行业与边远地区的本意，而不是“从学校到坐办公室”的培养与选拔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将三名“97后”提拔为乡镇副职，也是不尽合理的。

男女两人真心相爱，想缔结婚姻、组建家庭、白首偕老，目前的法律与舆论对此并没有什么障碍，反而是鼓励的。婚姻就应该建立在爱、道德与对等的基础上：爱对方，对对方的人品与能力认可；双方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创造未来；双方把小家庭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核心要件，里面不应该有高价彩礼的位置。

实习教师，可能出于感情或义气而把第三方的调查问卷让学生填写，那首先是滥用临时性的教师权力损害学生与家长权益的问题，突破了职业伦理的边界；其次也会有同样违反科研伦理的问题。至于调查问题中的问题诸如最底层“工作最不体面”充斥了对低收入者的蔑视，反而是最小的问题了。

社会上存在对学历文凭的广泛强劲需求。尤其体制内，学历的有无与高低往往是升迁、评职称以及工资与退休待遇的决定因素之一，权重不小，这就有提升学历的要求。对毕业生来说，学历是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报考公务员对专业与学历也有要求。总之，学历的需求场景很多。

每一名家长都应该了解与关心，孩子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做什么，喜欢看什么书，热衷于玩什么游戏，上网看什么内容，课余时间去哪里玩，实时关注孩子的言思学行，这就需要家长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拓展孩子的思维视野，引导孩子建立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逐步培育孩子的良好生活习惯与自律能力，这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上瘾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旦孩子的内在精神世界变得强大起来，那么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那些瞄准人性弱点的“上瘾”产品也将不攻自破。

为什么要卖惨？这里面蕴含着一条从求助到卖惨、从真惨到假惨的发生路径。 一个客观事实或规律是，惨能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越是显得惨，募得的钱越多。路边的乞丐，缺胳膊少腿的比四肢健全的能得到更多的施舍，道理是一样的。

神木能开出比深圳还要优厚的条件，底气是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而神木的高GDP和财政收入，都是拜煤炭所赐。但问题在于，煤炭价格也有周期性。2012年起的煤炭价格暴跌，让神木经济遭遇了寒冬。后来随着煤价回升，神木经济才重回正轨。 随着出生人口减少，学生人数下降，需要的教师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到时候，现在招聘的教师，何去何从呢？还能维持那么高的待遇吗？

无论出于猎奇、跟风、耍酷，还是因为被迫、裹挟、胁从，未成年人总有一定几率接触到类似游戏，简单的“提醒”“通知”恐怕不一定管用，学校与家长理应从两个方面着手防微杜渐：其一，考虑动用惩戒权，给未成年人建立“死亡游戏碰不得”的认知；其二，从防范校园欺凌的高度来认知类似游戏，严肃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校园欺凌因素，以强制专门矫治的手段惩罚与处置相应的欺凌者。

对于“网络炫富”的认知，本身也应分层次来讨论。努力创造财富代表的是向上提升的工作伦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反之，期望“一夜暴富”或是不择手段致富，反映的则是向下沉沦的伦理。弗兰西斯·培根在随笔中有感而发，“别为炫耀而追求财富，只挣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施之有乐且遗之有慰的钱财。但也别像修道士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对金钱全然不屑一顾。”在“网络炫富”盛行的今天，这段写在四百年前工业革命前夜的隽语仍不失为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