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均经费并没有随插班生转移，特别是由市属高校转入部属高校的，后者几乎拿不到补贴。“这相当于招的学生越多，高校亏的钱越多。” 在试行初期，上海大学的老师们担心，插班生制度会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叶志明不认同这种短视的观念，他回应道，“一流高校，不是通过扣住好学生来成为一流的。” “国内如果要建立更灵活的转学机制，还需要相关保障机制、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认为，严格的转学制度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有毕业生回忆，入学时近百名学生参与了这场实验，到初三毕业前夕大概剩下四十多人。每年也有因为“跟不上进度”，转学或留级的同学。 据该校统计数据，自1987年建校以来，该校学制改革实验班学生考入C9和985高校的比例约17.5%，目前考入科大少年班的人数为26人。

允许转学的学生范围经历了先宽松后限制再放宽的过程。“从这些修订过程来看，大家还是希望有转校机制来修补高考的制度、大学的招生制度。” 修订在2017年通过并沿用至今，要求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不得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从政策层面上堵死了“由低转高”的渠道。 “转学难”虽是大背景，但有的地方早已常规化开展高校公开招考式转学尝试。2020年，上海被允许转学的插班生达257名，2019年是264名。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