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小说《围城》里虚构了一个“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的人物，此君在应聘教职时自称“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引得校长高松年“不由自主地另眼相看”，因为“在外国大刊物上发表作品，这非有真才实学不可”。然而事实是，韩学愈的作品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与《史学杂志》的通信栏，内容是让人捧腹的自荐学术助理与索取过刊。以此观之，这起“学术乌龙”也堪称“当代韩学愈”了。

一向只知道钱锺书“利用小说”以恣其文战，不成想钱锺书也曾身遭反戈之击、入瓮之请。

钱锺书给汪荣祖的信算是调侃，总之，“蝟”“蜗”钱先生不会混淆。

千万不要以为钱公自称文人是自谦自贱，恰恰相反，他是以身为文人自豪自傲的。而对于学者，他却怀有深深的偏见。

你想，一个学术运作的程序，从开始就造成不必要的严酷竞争，给学者带来压力山大的内卷，让年轻学人无法以宽松的心态去作研究；整个施行过程又不能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和要求来完成，那么最终还能有什么可期待的良性结果呢？

平心而论，徐訏晚年作文，本来还是想追随新闻，给海外读者分享一下他所知的国内百废待兴后旧友的情况。闹出乌龙，自非其本愿。

后来明清的诗人、词人用这句诗的，也不知有多少，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它写得美，“人同此心、心同此赏”了。

钱锺书看破了沈从文草根出身的自卑心理，又不相信沈从文曲折丰富的传奇履历，故屡屡下笔调侃“乡下人”。1946年诞生的《猫》，成为钱锺书最后一部讽刺沈从文的作品。

据此可判断，陈寅恪问候钱锺书并非突然，他们之间早有书信往来，可惜下落不明，如通信尚存世间，将来披露，或可印证两名伟大学者特殊时期的友谊。

尽管几分“取材于”钱锺汉，但好比“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方鸿渐实未尝“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钱锺汉当然无由“自认为方鸿渐”，光自觉像方鸿渐“全无用处”那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