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宣威市纪检监察机关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线索，对宛水街道柳林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谭汝佐、居委会副主任钱国朝、第十小组组长王廷钢、十二党支部书记王欠邦、党员王定坤5人进行立案，严查是否存在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大跃进年代，曾有《人民日报》记者因为写内参、讲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了大罪。我入行时，军报正猛批“假大空”，不过公开报道还有强大惯性，基本上是好人好事和工作经验。内参不同，领导要求我们调查基层问题，如实反映干部战士呼声。

观察“禁区”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的语义变迁，特别是它在1977-1979年的变迁，心头别有滋味。“突破禁区”，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它和千千万万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密切相连。

。一位朋友甚至在我那本基希的书上用英文题词：Overstep! You can! I believe!（超越！你能的！我相信！）真是豪情万丈。天性被释放，向往被释放，是的，这就是记忆中的历史转折。

从2007年至2014年，我在香港大学开过5次公共课。“我们对中国的历史知道太少”，许多香港同学这么感慨。1957年发生了什么？1960年发生了什么？1966年发生了什么？……借着传媒的历史，他们和我“一同走过从前”。

1992年，在《农民日报》工作的刘震云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县魏邱乡李恩村采访。他是应好友钱钢之约，为《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写1942年的河南旱灾。在家乡的寻访中，刘震云遇到了郭有运老人。老人成了电影《一九四二》里范姓地主的原型：一家人上路逃荒，死的死散的散，两百多天后，只剩老东家自己。

1989年，钱钢到了《中国地震报》，不久，报纸更名为《中国减灾报》。筹备改版期间，钱钢试图建立一个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确定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一百个重大自然灾害的目录，分别约请科学家、记者、作家撰写当年的灾害事件。其中，老家在河南的刘震云写1942年河南大旱，莫言写1927年山东蝗灾。几年后，项目完成，莫言写出了《蝗虫奇谈》，刘震云写出了《温故一九四二》。1999年，《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出版。

每当小贩问题成为焦点，媒体、社团、政党、议员都会发表大量意见，包括“贩管”本身。有时食环署在接到市民投诉时，将责任推给前线执法人员，“贩管”的工会也会站出来替自己说话。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众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会有意见的，或好或坏，这便是民意；读书人对于当局和当轴者，也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好或坏，存则在心，发则为气，这便是士气。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