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传统的史学著作，也可以是实体的纪念碑、博物馆，还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等。而历史叙事的多寡、优劣、成败，决定着后人能否记住这一段历史。成功的历史叙事甚至可以成为宏大叙事、或是后人追捧的标志性事件，否则它也只能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留在当事人与幸存者的脑海里，甚或鲜为人知。

周处的家族，是阳羡周氏。阳羡，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无锡市下面的宜兴市。现代之所以会叫宜兴，溯本追源，和周处他们家还有关。就是因为东晋建立的过程中，周家功劳太大，尤其是周处的儿子功劳太大，号称三定江南，就是江南地区三次叛乱，都是他给平了。因此阳羡改名叫义兴，义气的义，这是东晋朝廷对他们家表示感谢，你们家太有道义了，就应该振兴，所以叫义兴。到了宋朝，宋太宗叫赵光义，为了避他的讳，义兴又改为宜兴。

被我们的先人奉为财神的人有很多，可以分为几类。譬如春秋时代的范蠡、唐代的王元宝，都是因为本人经营有道或巨有钱而被奉为财神。至于风行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的关公财神崇拜，则强调了“义”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求利不脱离义，讲道义、讲信誉，童叟无欺，信用卓著，利就在其中。所以，要想一想，你拜财神，究竟拜的是什么？

正因为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古话存在，情义之举才显得分外高尚。夫妻之间若想维持长久，仅仅有感情基础是不够的，在艰难而充满变局的世事中，如果缺少了双方的道义支撑，少了一点高尚的人格，夫妻的半路散伙一点也不奇怪。

父母大大方方向孩子道歉，是以身作则、恪守诚实人格的表现，也是有勇气的体现。犯错了不怕，只要敢于认错，敢于“低头”，就会获得将心比心、以理服人的道义快感，也能够让孩子信服，人格正常舒畅。 （本文首发于2022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

从小到大，我们经常被大人教育要相机行事、要精准地评估利害关系，但实际上，生活的特殊场景常常突如其来、瞬间巨变，就像一场地震让地形变得面目全非。此时，有一颗精于计算的头脑，不如有一份毅然决断、坚守道义的心。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看来，这一判决除在法律层面的含义外，在道义上也是一种强烈的导向和道德指引，是对社会公德的回应。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183条规定了受益人补偿的义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振红认为，法院在这一判决中的突破，除了赔偿金额如何计算和精神抚慰金比较高外，更大的突破在于，对江歌的死亡，除行凶者外，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者也有过错，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老板制定的规则非常模糊，既没有给出价钱数字的上限，也没有给出财物品种的限制。假如购物车里装的是一架飞机、一份股权书、一张登月凭证……那又该如何是好？只要是人制定的规则，就难免有模糊性与“漏洞”，即使规则在被不断地完善。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常常体现于这样一种情形：规则虽有模糊性与“漏洞”，但人们依然敬畏规则，以基于人性、良知、道义的言行在规则的合理框架内达成某个目标，建立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践行某种默契。

7月20日下午，警方发出最新通报表示：李某某2018年毕业于湖南衡阳某大学，于当年来南京工作，有固定收入。李某某父母和其大姐在老家务农，二姐和三姐则分别在北京和海南工作。这样一来，“饥饿论”的大梁被抽走了，偷外卖保命的“正当避险性”也就不攻自破——让一个偷外卖成瘾的人与法律责任脱钩，甚至进行某种道义升华，却无视外卖小哥会因此受罚、订外卖的人会因此挨饿等更多无辜者的困窘，这很无厘头。

业主可以很生气，但不能很赌气，若以拒交物业费的代价“赌”失作为博弈一方的气度和道义，不仅不划算，也会自我挖坑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