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的安排或是：所谓的登记真的只是登记，送养方与收养方在当地民政部门的主持或撮合下，向对方传达己方的真实信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向当地民政部门或福利院缴纳任何费用（除了可能不多的登记费用），更遑论大笔的收养费。这样对民间收养纳入官方渠道很有助益：在没有额外制度成本的前提下，既可以让他们的民间收养权转让合法化，又可以避免各种潜在的纠纷。

在现实中，除亲生父母之外，掌握婴幼儿个人信息的有且只有医院、卫健委和上户口的公安机关。如果不是亲生父母主动泄露的话，这三类机构就是最大的嫌疑者。2017年，四川警方就曾侦破一起新生婴儿信息倒卖案：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徐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下载新生婴儿数据50余万条，贩卖数万条。因此，“监守自盗”，才是婴幼儿个人信息最大的泄露之源。

为寻找“消失”的孩子，邱佳红闯进407室，发现被陈美凤安顿在此的3个东南亚代孕姑娘。“我姐在这儿生过，生的女孩，有2万多（人民币）。” “陈美凤卖的十几个孩子中，大概有四五个在我这里生的，她讲这些小孩子都是代孕的。”美福宝医院承认接生代孕婴儿，不承认参与贩卖。 警方发现，经陈美凤之手的多个孩子，卖出前均取得亲生父母同意。“她认为这不是拐卖，是做好事，把不要的小孩给到需要的。”

在法案支持者眼中，为外国人代孕会使婴儿成为人口贩卖、器官出售的受害者。按狄玛的经验看，从客户咨询到宝宝降生最短也得一年半，顺利情况下，一套代孕服务总收费约为6万美元。 （本文首发于2023年1月2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