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石榴集团搭建了境外股权架构，由崔巍持股58%、桑春华持股42%。但曾任地理老师的崔巍总是将桑春华称为自己“最好的学生”，“就像曹云金之于郭德纲”。 在境外架构下涉诉的话，境外裁决的实际法律效力可能会面临挑战，诉讼过程可能是艰难的拉锯战。 公司做大后，有些企业未能通过股权、薪酬等制度化方式处理好利润分配问题，或不重视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形成规范的公司架构，公司治理引发的问题往往导致其难以基业长青。

企业合规本质上属于“司法康复”，通过综合运用司法政策、创新司法手段，让“带病”企业通过合规建设，实现“司法康复” “企业更生”。 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存在立法分散、供给不足、层级不高等问题，逐渐成为影响该项制度可持续性发展及治理效能发挥的掣肘。当前公益诉专门立法的优先选择是应先行制定一部“检察公益诉讼法”。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过去通过乡规民约、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但当地有法院、检察院，也有各类诉讼案件，这就需要律师，这是司法制度里的结构化要素。 “无律师县”缺乏的是一个身边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扎根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能够对当地的习俗、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更了解，更能够理解当事人的诉求。 之前西藏的一些法学毕业生，因为“无律师县”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他们，只能去拉萨甚至外省执业。也就是说没有律所这个“壳”，律师后备人才会流失掉。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06日《南方周末》）

在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反垄断案件是反垄断跟随诉讼。中国有据可查的反垄断跟随诉讼可能只有4件，而且基本上也以败诉告终。 确定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目前反垄断民事诉讼存在较大局限性有很大关系，后者存在原告举证难、证明标准高、反垄断执法与司法不能有效衔接等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8月11日《南方周末》）

飞乐音响案为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是近年来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实施的标志性事件。

认罪认罚从宽，这项与美国“辩诉交易”有相似之处，但又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诉讼制度，在2018年10月正式写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之后在全国推行，但目前推进还不平衡。 “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一位检察系统人士举例称，类似犯罪嫌疑人报复社会、砍杀无辜幼儿这样的恶性案件，“他认罪认罚也不行，必须从严从快、坚决处理。”

2017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一年下来，效果如何？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2018年12月25日举行的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2017年7月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推开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99441件，提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87385件、提起诉讼2793件。

10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诉法建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加强境外追逃。同时，完善了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完善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