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试到试用阶段，公司这方面什么也不讲，行事也不光明正大，用虚伪猥琐的套路与权术来试探一个应届生，将不参加工作时间之外的集体跑步活动上升到“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反面与“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如此上纲上线、深文周纳，不觉得可耻吗？

年青一代因为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对亲情的需求并不强烈，同时，我们厌恶透了虚伪的逢迎和暗戳戳的攀比，更想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而非无效社交上。

“我在巴黎街头碰见小偷，向本地人抱怨时，他们总会说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谁在巴黎没被偷过呢？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巴尔干半岛，讲给西欧人听时，他们会觉得我去了一个白天是土匪、晚上是杀人犯的惊险地带，然后说，‘看，那里就是不能去。’我以前碰到的德国朋友，他们开房车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如果发生事故，会觉得是整个半岛的问题。这就是双标。” “仅从巴尔干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我认为人们是需要遗忘的。记忆有时候有偏差，最后大家记得的只有仇恨，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也无益……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见面，点头说你好，无论我心里是否情愿，这是维持文明不至于走向失控和暴力的基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孙悟空形象的演变，映射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他的叛逆、抵抗与拯救，都是特别内在于中国的问题。它不是古典的，恰恰是当代的问题。” “《大话西游》意外切中了年轻人的代际经验，也就是孙悟空的两难选择：快快乐乐做山贼，还是安安心心当条狗？或者我总结的：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选择去西天取经，戴上紧箍咒，被束缚的同时也意味着稳定；去做山贼，你自由了，但你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朝不保夕。” “从《大话西游》到《悟空传》，孙悟空很痛苦，还在追问意义：这样做对吗？还是应该那样做？而现在很多人不渴望追问意义了。包括这几年疗愈或者说治愈系的出现，都指向了当下对一种慢节奏、平静、温暖叙事的渴望。这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节奏不一样，人家要升级打怪。还比如现在很多修仙类的网文，都不往外走了，而是向内修炼。” “每当出现一个二元选择的时候，别人就会问，你选至尊宝还是孙悟空？你选小我还是大我？我拒绝给出答案。问题在于，是谁为我们创造了只能在二元环境做选择的空间？一面是具体的、微小的幸福，一面是那种超越性的乌托邦前景，二者是共存的关系。”

有意见就及时说出来，别憋着。老是憋着，一则容易导致人格分裂与虚伪，二则会造成自我攻击与否定及精神内耗。有些老实人，被人欺负一直忍着，要么憋出了内伤，要么到某个节点再也忍不住了爆发了。值得一提的是，分裂与虚伪的人格、高语境的交流方式，也是厚黑学阴谋与全书等传统糟粕大行其道的肥厚土壤，不足为训。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首要条件当然是爱岗敬业，但同时，你还得为人正派，有正常人的情感与比例感。爱岗固然没有错，但前提与基础是你得爱家、爱家人。很难想象，一个不爱家及不爱家人的人，怎么会持续性地爱岗，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儒家讲“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不爱父母与家人的，也很难说是真的爱公家与国家。一定要“公而忘私”“公而废私”，只会塑造出表面上迎合这些要求的虚伪之人；公私两便，不以公废私，也不以私废公，才是正常人。

在儒家的“爱有差等”理念中，对家人都亲情淡薄的人，也不可能对朋友义薄云天，对“自己人”都横眉冷对、漠然置之的人，对外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情真意切。如果有人对家人薄情寡义，对朋友却重情重义，那么对朋友的情义大概率是假的。如果有人对“自己人”都不好，那么对“外人”的种种优渥和礼遇必然是一种虚伪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4日《南方周末》）

讽刺的是，在一度登上热搜的“高铁上卖卫生巾”话题中，一批人发小作文扣大帽子，将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变成“不卖甚至不免费提供卫生巾就是侵犯女性权益”的“站队问题”；如今真正遇到“确实买不起，只能用别针固定散装卫生巾”的情况，这批大V又无视这一事实，反而霸凌真正的弱者，可见其虚伪已到了“不谈事实，只问站队”的地步。

所有打着爱与关切的幌子的假模假样，根子上还在于控制欲、强迫性、霸蛮性、虚伪性。于是，假“关怀”与假“民主”的精髓不仅在于“常有理”，还在于哪怕已经气急败坏也绝不动手。不战而屈人之兵，乃至不露声色地控制，是其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