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身边的男性进了群，他们会用我的名字建一个‘张尼扬羞辱房’，在里面发布与我有关的‘深伪’照片和羞辱内容。”张尼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女生的照片、信息是被身边的男友、男同事或男家属泄露的。 在那间22万群友的巨型“羞辱房”中，群主设定了一套盈利模式。所有人都成了大型羞辱房的合谋。“羞辱房内，获取色情内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拿钱买，二是彼此分享。” 女权网络组织对法院的判决力度不满、厌倦了社会的不公正，决定在互联网上将韩国新一轮性剥削事件推广到全球。“我只允许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加入。” 截至2024年9月18日，韩国已接到八百多起与深伪相关性犯罪报警，警方已经逮捕387人，其中八成是青少年。过去三年的警方调查中，六成受害者是未成年人。

“黑客入侵设备，可使保护措施失效，引起电池过热或过充，并进一步引发热失控，但锂电池爆炸很难操控，更难做到大量器件同时爆炸。不排除锂电池提供了起爆能量，触发了本就存在于设备中的微量炸药。” 5G技术标准下，从网络运营商到手机端，通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技术保证安全，黑客入侵难度比以往更高。 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日常要防备的是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避免设备植入木马。极端情况下，锂电池设备确实可能被当成武器，防范的方式包括避免购买来路不明、可能经过改装的二手设备，或是未经安全质检的非正规新机。

美国国防部计划在2024财年和2025财年投入十亿美元，采购各种尺寸和有效载荷的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希克斯透露，每台无人系统的成本将在数万美元到数十万美元之间，设计使用寿命为三至五年。 “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美军可能想在一些敏感区域尽可能多部署一些无人装备，水下有无人潜航器，水面有无人艇，空中有无人机，从而组成一个完备的无人装备网络。”

游戏公司和家长分摊30%-70%责任比重的情形是：监护人提供本人账号或帮助人脸识别，明知未成年人使用亲属账号仍不干预，明知未成年人租赁或购买账号而不干预，未妥善管理银行卡和支付信息等。这些情形并不是游戏公司的错，它们还需承担一定责任，看起来是对家长的偏袒。现实情况是，很多家长不熟悉网络游戏，不知道如何管孩子，初遇到这类事情，不宜承担全部责任，只得采取折中方案——这也是督促游戏公司加强和家长的联动。

网络平台上，各方信息传播是不平衡的。虽然不是谁先上网谁有理，谁大声谁有理，然而，很多情况下，往往谁先发声，谁的声音就更大，“先发制人”一方的叙事，往往就成了强势的叙事，被大多数网民所知晓。而如果是后发声，即使有理，传播力也难以与“先声夺人”者相比。这一网络难题有必要加以重视。

这样一条充斥着虚假信息的微博登上社媒热搜榜第一，正是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一种反映。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中，“男女对立”“恐婚”之类的消息，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关注，吸引巨大的流量。一些自媒体深谙流量密码，特意发布挑起性别对立的话题，吸引眼球。甚至一些机构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放弃了客观报道的职业操守，使用春秋笔法，来迎合网络情绪。

从各大平台已发布的公告信息不难发现，头部自媒体前台实名制已成必然。“这次没有标准的、明确的执行文件，各个平台只能基于各自的平台属性和既往的审核重点，摸索推行。” 王四新解释，由于大V往往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且不乏背景复杂、目的多样的，“前台实名制有利于这些大V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风险意识、规范他们在网络空间的行为”。 “前台展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区别还是很大的。”朱巍举例，比如一个医生大V，披露其是某科医生，可能会比披露所在单位和职务信息更能减少网暴的发生。 有关实名制的担忧中，一个议题贯穿始终：网络实名制会影响个人信息安全。相关部门也在强化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至2021年底，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大病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 2019年朝阳区法院的一个判例中，判决书提到：“目前仅有部门规章规定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慈善募捐、慈善公开募捐信息，对于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中网络平台与赠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无明确规定。” 何国科认为，个人求助内容主要有三个调整：首先更强调“个人因疾病”的原因；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确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最后是平台应当承担“信息审查义务”修改为“信息查验义务”。

和网络暴力相关的罪名有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近年来，涉及侮辱、诽谤刑事案件数量明显增长，但有罪判决比例很低。2022年，全国法院审结的587件诽谤刑事案件中，不予受理的有271件，占46%，作出判决的只有79件，占比不足14%，其中有罪判决只有4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