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次装病“骗药”，山东淄博一名大学生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2021年，服药三年后才确诊精神病的莫楠（化名），被父母送到淄博精神卫生中心强制住院。两年后，为了证明自己没病，莫楠陪同父母前往山东精神卫生中心“体验”，结果父母也双双确诊精神病。 精神病诊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与模糊性，可能装精神病，也可能“被精神病”。莫楠状告医院在住院期间未对他修正诊断。专家鉴定则认为，医方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最新的诊断不能抵消八年的“病史”，莫楠仍在收集自己“没病”的证明。

律师冯敏经常告诉吴谢宇：很多人在关注他，希望他活下去。“要说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应当是给了他一种（活下去的）信心。” 在二审阶段，徐昕和郑晓静把辩护重点放在申请精神病鉴定上。徐昕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而这“一线生机”就是精神病鉴定。但后来，这一申请未能得到司法机关同意。 确认最高法法官找过吴谢宇舅舅和姨妈之后，吴国阜更加确信获取亲属谅解的重要性。当时，辩护团队内部对谅解并不是特别看重。 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老K夫妇的。在信的最后，吴谢宇请老K代其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律师转达春节问候：“我会全力配合您们，全力以赴自救！请您们对我有信心！”

公益律师孟冬称，各类案件中宠物价值鉴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多按照经济动物的市场价计算。 除了实质的抢救费、死亡处理费、死亡赔偿金以外，犬主李依涵还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25万元，共计28万余元。她在事发后诊断出抑郁症，15个月里没能继续工作。 由于黄黄是流浪狗，李萍只提交了赔偿抢救费12000元的诉求，没提精神损害赔偿。“我特别反对那种名犬能赔，我们家黄黄是流浪狗就一分不值（的说法）。”

尹某的精神疾病到底属于何种类型，是否可以因此免于对其言论负法律责任，需要专业的鉴定。而拍摄视频的王某是否应该被处罚，也应公布更多证据以回应网友的质疑。

案发后，打人者俞某的房间中搜出女性内衣、假发与高跟鞋。司法精神鉴定专家高北陵分析，俞某可能有恋物的心理障碍，这属于轻性的精神障碍；只有重性的精神障碍才可能减轻处罚，或不承担刑事责任。不过，仍需通过司法精神鉴定才能最终确定。

法院认为其作案过程心思缜密，事后伪装掩盖，家族也没有精神病史。

司法精神鉴定专家纪术茂：在我做过的两千多起精神鉴定案例中，曾发生过被害人家属出于对精神鉴定结果不满而威胁鉴定人的事情，但因律师干扰导致鉴定做不成的情况，还从没遇到过。 司法精神鉴定专家高北陵：目前大部分司法精神鉴定机构是在做“亏本生意”，加上有风险、嫌麻烦，因此都不愿意做，“能推就推”。但也有个别鉴定机构“来者不拒”，一年能做两千多例。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18日《南方周末》）

湖南邵阳6岁男童被邻居砍死一案有了新进展。

“持有精神残疾证不代表不需要负刑事责任，最终还是要司法鉴定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