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不少领域都存在。某地交通管理部门曾被曝光收取超载货车保护费，为超载开绿灯。对于执法者执法犯法、谋取私利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才能维护执法的严肃性、公平性，才能提高执法公信力。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本案中的三名加害者仅仅“批评教育”、要求“严加管教”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予以执行第四十一条或第四十五条中的“矫治教育措施”，并考虑送入“专门学校”予以矫治教育，震慑他们的犯罪倾向，也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亲情的“经济杠杆”无时无刻不生发着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软性的。当父母在经济上对子女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希望获得对子女的某种控制，也谈不上不合理，如果这种管教被视为不妥、不科学，且无法沟通，唯一的办法难道不是把这份经济上的关照还给父母从而硬气地拒绝控制吗？

辣椒的婚姻，给圈子里的兄弟们开了一个好头。“做重刑犯的妻子并不容易，我得拉着他，既要把他当孩子管教，又要把他当老公。” 大飞最容不得别人骂自己父母，这是他一辈子的疤，但他头一回忍住了，没动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孩儿，绝不能再犯事儿。” “重刑犯在监狱一待就是一二十年，出狱后很难及时融入社会。结婚之后，他们考虑到生育和养家糊口，履行对家的责任，自然降低了再犯罪的概率。”

根据现有公开的证据，无法认定是陈某将小宇推下楼的，但他在坠楼前曾遭到陈某殴打则有监控录像。这样的不幸事件，其实并不鲜见。这些不到10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对那么小的弟弟妹妹下狠手，可能各有原因。但按照现行法律，除了要求家长对其进行严格管教之外，司法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处罚则有严格规定。

彭星已有12年工作经验，但这还是第一次碰到让孩子从七岁半开始独自生活的情况，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该如何保护这个案件里的孩子？” 部分自觉对孩子疏于管教的家长，甚至流露出触犯法律的担忧：下一个收到“教育令”的，会不会是自己？ “家庭教育促进法从第一稿到出台，很多惩戒性的措施已经做了淡化。但我们也希望通过‘教育令’‘指导令’让家长意识到，如果家庭教育没做好，国家是要管的。” （本文首发于2022年1月13日《南方周末》）

贴上“刺死霸凌者”标签的陈泗翰被摁到某个位置，不得不反复讲述，为自己辩护。内心的道德感令他愧疚，但他又执拗地认为，自己不是常人理解的那种罪犯。未成年犯管教所是“一所特殊的学校”，陈泗翰在里面度过了2264个日夜，“把刑期变成学期”。 于欢案、昆山反杀案掀起全社会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关注热潮，压在陈泗翰身上的案子，有了新的讨论空间。重获自由后，他答应继续申诉下去，因为“父母已经做了这么多，不想他们的辛苦白费”。

学生的语文素养本来是通过大量的读、写实践活动提高的，若翻来覆去地做大量的习题，对提高学生语文能力无益。练习册占据了学生作业的“半壁江山”，也耗费了教师的大量时间、浸透了老师的大量心血。师生同时做了“无用功”，想想这事是挺可悲的。

成都市、贵阳市的一些小学，男女教师之比为1:9；长春市全市中小学专任教师，男女比例约3:7……尽管教师日益成为社会受尊重和被羡慕的职业，但部分地方基层城乡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仍凸显。 新华社记者近期赴湘川黔吉等多地基层区县，就此问题的现状、症结与对策展开调查。

学生的语文素养本来是通过大量的读、写实践活动提高的，若翻来覆去地做大量的习题，对提高学生语文能力无益。练习册占据了学生作业的“半壁江山”，也耗费了教师的大量时间、浸透了老师的大量心血。师生同时做了“无用功”，想想这事是挺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