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能否认高收入群体的存在，但是还有很多人拿着并不高的工资，也是事实。多数人就是在收入不高、挣钱难的环境中生存，在真实的谋生语境中，生存是不易的。

堂姐提供了符某某的社媒账号，变化或许始自初中。符某某称，初中时，她就有了抑郁倾向，还曾尝试过极端行为，但没有成功，亦无人知晓。 堂姐说，有家人问过符某某，她为何要轻生，但她什么也不说。他们只能猜测，符某某一向成绩好，家里人对她也期待高，或许学习压力太大了。 在一位同学的印象中，符十分喜欢洛丽塔服装，会穿不同款式的洛丽塔服装来上课；符还提到过，她对占卜颇感兴趣。 2024年1月20日，符某某称，自己已经回了老家，在一家网吧打工。那时，她的感觉是生活充实幸福，充满光与爱。

11月24日晚，吴柳芳的社媒账号已经被平台设置为禁止关注，提示信息是“该用户因违反社区规定被禁止关注”。对此的合理解释是，“鉴擦师”们的大量举报起了作用。

“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的范围，确实应当扩大到“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这涉及到很多具体而微的筛查内容，比如幼师候选人的社媒内容、心理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图谱、公开场合的发言，等等。一旦发现幼师候选人存在“逆天发言”，关注了极端思想的社媒账户，又或者在精神健康上存在问题的话，主管部门就应从严筛查其入职资格。

换句话说，“推特文件”也好，此次的“扎克伯格信件”也罢，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各大科技公司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像美国主流媒体一样，在被施压之下沦为民主党政府控制舆论的白手套，控制言论的逻辑起点并非为读者、用户与选民服务，而是反映了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它们虽然仍旧打着媒体与社媒平台的旗号，却已经接近马斯克口中的“未经注册的极左政客游说公司”。这一切都在危及美国建国宏大叙事一份子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也揭开了美国政治劣化的冰山一角。

网红拥有巨大的话语权，网络上传播最广的往往是网红的叙事版本。

刘毅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后，学院院媒曾刊发对他的专访。文章中，刘毅称黄飞若为“恩师”，遇到他是“人生大幸”，称赞黄在科研上为他指点迷津，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 在举报的前一个月，他们组会照常开，实验室的氛围与此前无异。“我们白天正常工作，等到晚上没人时熬夜准备。” 因此，黄飞若及两位博士后对于他们的举报计划毫无察觉。 王亮回忆，在刘毅和李青刚进实验室时，黄飞若就找杂志社为他们约稿，实验室的博士师兄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因为他俩是老师更看重的人，老师对他们最好。”

这样一条充斥着虚假信息的微博登上社媒热搜榜第一，正是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一种反映。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中，“男女对立”“恐婚”之类的消息，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关注，吸引巨大的流量。一些自媒体深谙流量密码，特意发布挑起性别对立的话题，吸引眼球。甚至一些机构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放弃了客观报道的职业操守，使用春秋笔法，来迎合网络情绪。

当事男子炫耀的“有权有势”，究竟是否属实？从当事男子的社媒内容来看，他活脱脱是一个非富即贵的阔少形象，配发的图片也暗示他有某种“背景”，是别人“惹不得”的存在。

格力事先没有与孟羽童就其个人形象、社媒账号等的使用进行约定。这导致孟离职之后，格力花大力气打造的IP形象流失了。作为拥有强大法务团队的上市公司，格力的这一失误可以说是非常低级的，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