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石宗源主政一方的岁月，他在两个关键之处突破了既有模式：处理敏感群体性事件和地方发展之路。相较于前者备受民间赞誉，后者至今在地方上受到争议。处理瓮安事件时，石宗源一方面担心事情处理不好，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官员批评过度，触动官场，会在同僚中授人以柄。

近日，贵州省瓮安县委决定将4年前在“6·28”事件中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以警示党员干部。2008年6月28日，因怀疑当地女中学生李树芬的死亡原因，死者家属发起游行，一些不法分子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瓮安县委大楼被全部烧毁。

“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下跪，并不是因为我心中有愧，不是作秀，更不是担心我自己的仕途而截访，是为了避免一场恶性的‘瓮安事件’再次发生。”

瓮安出事后我去过几次。这里距遵义不远，当年红军经过四次，说明群众基础的雄厚。时隔74年，由于不注意警民关系、干群关系，脱离了群众，才导致事件的爆发。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就王勤对于瓮安事件的汇报批评道：“自我批评少、解释情结过程多，分析原因少”。

2008年已经成为群体事件显发的年份，《中国新闻周刊》的表现，无疑为媒体在这一敏感领域中如何发力、怎样作为，树立了典范。

瓮安事件最终在地方政府的主动引导下得以透明、及时地报道，这在中国应是首次。而偏居内陆的贵州当地对现代传媒的开明认知，亦给公众以崭新印象，这与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石宗源，关系密切。

“瓮安事件”或许是近年来最大规模挑战县级政权的群体性事件。与传统“高压”式的处理方式不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力促了两项措施：一、信息透明；二、反思官员群体，推动事件朝良性和“寻找根源”的方向解决，为应对频发的社会冲突提供了新思维和新范式。

真相明明已经披露了，但人们却依然无法释怀。“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何至今倾向于认为，真相不会轻易得到呢？这是因为，事后的努力往往因为迟到而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