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这叫清泉茶馆吧？”给我倒茶的女服务员纠正说：“清泉茶坊。”我问茶馆和茶坊有什么不同？她答称：“茶坊高档些。”

当他正和我交谈时，我见一位长发长须，有点道士风度的算命先生走来，我问你认识他吗？他也在这个茶馆算命吗？答是的，但他并不理睬那道士，那道士一转身便慢慢离去。但他回去拿书时，我盼望那道士能再过来，但始终没有出现。我猜想道士可能避免两人同在一起揽生意，引发争执，便有意不到这边地盘。看来他们也有同行的默契。

挖耳师的两个儿子今天也在茶馆里玩，一个读小学三年级，一个读初中。说是都已经放假，家里没有人照看，故带在身边。我问他是否让儿子继承父业，显然他没有这个打算，觉得掏耳朵这个行当并不是很有前途的谋生之道。他计划大儿子再大些便送去学修汽车，他家住的地方口岸很好，开个修车铺生意一定不错。

他们在经营生意的同时，也在茶馆里过着日常生活。里屋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茶客们在旁边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一个简陋的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做卧室，外面可以接待喝茶的客人，就很满足了。

老茶客走了，新茶客又加入了这里的日常生活；用坏的茶具、家具丢弃了，新的茶具、家具添置了。日常生活、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太慢，并不轰轰烈烈。变化是规律，但延续也是规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今天在鹤鸣茶社，有的人看到脏乱差，有的人看到人和人在聊天社交，有的人看到茶倌在忙着掺茶，有的是看到谋生的人，有的看到掏耳朵的人……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本来这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卡尔·波普尔说，我们写不出整体的历史，包括鹤鸣茶社，我们都写不出整体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通过个体的眼睛，或者个体的研究者来理解的历史。任何历史都只是部分的历史。每个人写的都是碎片，不可能是全面的历史”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当时的支持者主张对茶馆不要批评太多，随着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设施越来越多了，茶馆自然而然就会消亡。大家绝对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社会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提高，在成都，茶馆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多。”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

“新文化史、微观史以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为主要着眼点，研究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过去我们是英雄史观，研究领袖人物、政治家或者杰出人物。哪怕研究农民起义，也是研究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看不到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