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菲看过所有当事人的结婚证，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没有人会想到最后的一地鸡毛。对于困在离婚程序中的人而言，他们自愿地进入婚姻，却不能如愿地走出来。从阿曼、包惠、陈若莲和杜雯的经历，我们能看到当前离婚法律程序的复杂、律师如何在调解和诉讼之间寻求平衡、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这一系列纠纷的起点即为王伟与温新华之间的经济纠纷。吊诡的是，两人均声称，这起边界纠纷本来很简单，“被人为地搞复杂了”。 老河口市国土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河南省邓州市、湖北丹江口市、湖北省襄阳县在老河口市共有8块飞地，乔庄村在老河口市境内无飞地。 对于和河南乔庄村之间的民事案件和淅川县检方的刑事指控，已在漫长的诉讼中自学了法律的王伟说，“如果我没有越界采矿，那我‘非法采矿’的刑事案子，河南就没有管辖权。”

刑案证明标准远高于民案，原因是，一旦构罪，被告人将面临监禁刑罚，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类推出去，性骚扰案件证明标准，也应当高于普通民事案件，因为一旦性骚扰被证明，一并带来的，将是“羞辱刑”“社死”。

她的丈夫也是法官，曾任湖南省高院民二庭庭长。在法院认定的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的48起事实中，有13名湖南、北京的律师向她行贿，还有一笔行贿是以律所的名义。 法院认定，詹支粮个人及家庭现有财产和支出共计折合人民币5088.6185万元、美元2.162万元。因此，詹支粮也被称为“湖南版张家慧”。 曾与詹支粮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干部回忆，詹支粮对民事案件有自己的理解，“她说，民事案件就是纠纷，原告、上诉人都认为自己有理。有理没理、有多大的理，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反正法官怎么裁量都有理。”

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认定标准有什么不同？性骚扰行为为什么具有特殊性，以及由此带来哪些收集证据的困难？ 吕孝权说，这是他见过对此论述最完整的一份判决。法院对性骚扰案件，特别是权力关系控制下的高校、职场性骚扰的特点做了分析，考虑了这类案件收集证据存在的困难。 在靳文静看来，如何在直接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妥当地保护受害人，同时不让无辜者被诬陷，把握好其中的度，是对法官的挑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27日《南方周末》）

在一些特定场景中，犯罪分子会用表情符号代替敏感词，以逃避侦查。比如，在网络赌博案件中，表情符号“马”表示码量；在涉黄案件中，表情符号“女孩”和“绿茶”表示卖淫者；在涉毒案件中，表情符号“药”表示毒品。 在刑事案件中，表情符号的功能大都是为了隐蔽地传递某类特定信息。在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对表情符号的不同解读往往是引发纠纷的关键。

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一份案情汇报显示，嫌疑人因对民事案件中自己房产被法院强制拍卖不满，酗酒后持枪将薛某打伤后逃逸。 嫌疑人雷某的公司于2021年4月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公司曾多次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

“王成忠案”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他的身份之外，还在于司法实践中，同一民事案件中，两名法官被控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情况并不多见。

银隆新能源对股东提起的总计七起案件中，新增一起刑事案件，主动撤销了一起民事案件。

历时21年的 “牟其中案”有了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