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高空抛物判死第一案”显示，唯有继续加大执法力度，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以科技手段锁定嫌疑人，事先摸排管控类似本案中周某这样的“五失人员”，方能更好地治理“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城市顽疾。有效预防胜于事后追责，加强威慑方能防微杜渐，不能等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出现人员伤亡了才行动。既然现行立法已经确定了“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治理这一顽疾就应借鉴处理酒驾醉驾的方式，及时扑灭危害公共安全的源头。

被拐儿童分别来自12个家庭，其中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绝大部分被拐卖到了河北省邯郸市。 “我们认识王加文。”受害者家属卿素华介绍，王加文当时就住在小卖部对面的出租屋，因为都是川渝人，走动比较密切，双方算是熟人。 “余华英拐卖了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是她主动交代出来的，希望法院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卿素华说，“有的两个孩子，都被偷走了，那更痛苦了。”

从当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21年“18年监禁”的判决刚下来时，死者父母“甚至听到了被告听到判决后释然的笑声”，他们从2018年至今也只得到了一名被告父亲的道歉；而在此次死刑判决下达之后，六名凶嫌“才真的面露胆怯与恐慌”“与初判时的面露微笑走出法庭大相径庭”。

在一位辩护律师看来，检察院没有抗诉，如果邢文龙不上诉，也就判个死缓。他上诉后却被改判死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最高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