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一些分享者在讲述自己如何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时，我看见她们笑了。正如死亡咖啡馆这一形式的英国创始人Jon Underwood曾经谈到，在这样的空间里，笑声往往多过哭泣，相比于谈论如何死去，更多人会讨论如何去生。

分享《獾的礼物》时，文晶领悟到，父亲也给自己留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乐观与勇气。那一刻，对于至亲的死亡，文晶感觉有一丝释然。 在死亡咖啡馆里，参与者会尽量不去评判他人的生死观，“但这种碰撞本身就很有价值”。 作为组织者，赵小白感觉自己的收获远远多于付出。那一个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让他愈发意识到生的时间有限、死的降临无常，“所以更要深情地活”。 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生死教育的匮乏，但很少有人提出到底该怎么做，学者们也偏向从哲学或具体的医学层面研究死亡，较少关注社会应用层面。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