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读杨绛《记我的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文责编是赵少侯。一般译者和责编往往因提意见而闹别扭，我和赵少侯却成了朋友。”方觉有味乎其言。

一句话，钱锺书念大学时就以学问和文章“成名”，而杨季康（杨绛）尚未露头角呢。不特此也。检阅“文化圈里”的文献，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他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的记载——岂都口角春风而非笔歌墨舞耶？相反的，倒见到八则。

钱锺书先生青年时期日记十七册，题为《起居注》，“文革”时期落入无锡博物馆，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钱先生托人领走，据说已悉数销毁，近来始知有尚存人间者。钱学专家范旭仑寓目的这一册，正是钱杨热恋时期的记录，儿女情痴之状，宛在目前。特予刊布，以飨同好。 ——编者 （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11日《南方周末》）

《容安馆札记》是一部学术著作的“半成品”，因此才有可能读到钱锺书版《我们仨》之雪泥鸿爪。即兴而记，残简断编，也能见出一家人之聚散与忧乐。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杨绛先生的回忆，很多事情串了，即使是自己的事，虽然说得生动形象，也并不准确。

愿2017年及以后的所有日子，依然阳光布洒、书香沁脾。

坊间流传，方鸿渐身上有费孝通先生的影子，因为当年费孝通追求过杨绛。《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也提到费孝通找杨绛“吵架”的情节。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且让我们听听费孝通生前留下的说法。

在我们江南，有一种说法是，在人死之前都会重新去走走以前走过的路，这就叫收脚印。

2003 年，《我们仨》甫一上架，就成了读书界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