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善营商环境，舆论经常要求政府要积极作为，这个要管起来，那个要“服务好”。其实，对于营商环境来说，政府不做什么，和“做什么”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自2013年在上海自贸区诞生第一版“负面清单”以来，经过三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政府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流行概念。随着负面清单一步步从试点推向全国，它将逐步演化为“权力清单”，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推动力。

简政放权全程贯穿李克强施政过程。2014年、2015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研究了简政放权。2014年共开了40次常务会议，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国务院部门下一步也会公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已经起草了方案。”

“无论你要求减少30%还是70%，部门拿出来的往往是次要的审批事项，即便命令削减的，也会通过备案制、承诺制等形式复辟回去。” ，而是与有关部门的争执。

2014年2月，国务院公开47个部门的“权力清单”。发改委取消下放了44项行政审批权，目前保留25项。“法无授权不可为”，“路条”也一并被取消。这一年里，国家发改委几个司局出现“崩塌式”腐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等。

国务院新一批的“简政放权”清单，让煤炭矿业权审批管理改革试点省有了更大的改革空间，而作为试点省份之一的贵州，已经迈向了由市场而非政府配置矿产资源的深水区。这意味着矿产资源获得将更公平、未来资源价格将真正由市场决定，权力寻租空间被大幅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