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梳理诺贝尔基金会最新年报发现，截至2021年底，诺贝尔基金总投资市值为61.03亿瑞典克朗。若不考虑中途来自其他个人和机构的捐款，粗略计算，在支付奖项奖金和各项运营成本之后，诺贝尔基金会目前所持资产市值约为初始资金的19倍。（注：此项统计扣除了经济学奖。） 尤里卡·伯格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面对特殊年份的意外变化，基金会的通常做法是监控预期流动性水平和分配，并根据需要调整风险敞口。以2018年为例，当年基金会对大多数国外固定收益、另类投资以及约一半的股票敞口进行了货币对冲。 而对于基金经理的选择，诺贝尔基金会十分审慎。“我们会尽量了解我们的基金经理，监控他们的绩效、风险、风格，投资实践是否负责任，还会观察他们的组织、员工和管理资产的历史发展。”在尤里卡·伯格曼看来，对于长期股权经理，诺贝尔基金会会关注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相对业绩，并了解他们是否与其既定风格相一致，但“绝对回报更重要”。

冯牧叔叔很少谈及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尤其是在延安参加“整风”及“抢救运动”的经历，这一点他和我父亲、严文井先生他们倒是很一致的。

《大清相国》成为又一本因领导人推荐而洛阳纸贵的著作，据称该书由于讲述铁腕治吏的故事而对当今的干部整风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令人想起不久前走红过一阵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用大清国或是18世纪法国的事情来引起联想，借以思考当下问题，这如果有说理功能的话，无非是类比说理。

刘复之先后执掌过司法部、公安部，最后在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卸任。他曾是整风、“文革”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也是诸多政法事件的亲历者和塑造者。1983年他出任公安部长主持的第一次“严打”，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司法理念、社会人心至今仍有深刻影响。

一朋友在市府办当秘书，专为领导写讲话稿。市府办内部“反四风”，要求讲话中给“四风干部”画像。朋友遂按实情画了像，一群脱离群众的官员形象跃然纸上，稿子被秘书长退回。朋友画了幅机关群像。领导看完稿很不高兴，称为：隔靴搔痒！最终，领导念的是第一稿。

面对目前官场盛行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7月起，中共中央派出了45个督导组进行整风，分赴部分省市区、国家部委、央企以及副部级重点高校。各组负责人均由省部级官员担任。

201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不少省份和国家部委机关，都选择在这一天部署“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场活动旨在反对官场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明确了要借鉴延安整风中成功的做法，但肯定不是照搬，会有很多创新。”

面对“撤县设区”，拥有63万人口的浙北小县长兴选择了激烈的集体抗议。在中央“扩权强县”的大背景下，湖州为何突然要“撤县设区”？“撤县设区”在各地并不鲜见，大多风平浪静，长兴为何要集体“犯上”？这场行政区划调整风波背后，又折射了地方上怎样的利益之争？

批判者说“创作一本书”是极端个人主义，是反党。对于这个真理，几乎没有人有异议。即使有，也不敢表露出来。表露了，你就是同党，就是共犯！你要付出全部的代价，包括你的妻儿老小。这不能不说是丁玲的悲剧，也是那一代人的悲剧。

任何丑闻既然存在，被揭露出来总归是好事。只有被揭露出来，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英国“电话窃听门”正在成为一次自下而上的“整风”，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无暴力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