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被拐儿童分别来自12个家庭，其中5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2个孩子，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绝大部分被拐卖到了河北省邯郸市。 “我们认识王加文。”受害者家属卿素华介绍，王加文当时就住在小卖部对面的出租屋，因为都是川渝人，走动比较密切，双方算是熟人。 “余华英拐卖了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是她主动交代出来的，希望法院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卿素华说，“有的两个孩子，都被偷走了，那更痛苦了。”

随着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比对的准确率越来越高了。甚至可以不用孩子自己的照片，只用近亲属的照片就能比对。因为每个人都在警方的数据库里留存了身份证照片，用照片进行识别，大大提高了打拐比对的范围，也就更容易找到被拐卖的孩子。

为寻找“消失”的孩子，邱佳红闯进407室，发现被陈美凤安顿在此的3个东南亚代孕姑娘。“我姐在这儿生过，生的女孩，有2万多（人民币）。” “陈美凤卖的十几个孩子中，大概有四五个在我这里生的，她讲这些小孩子都是代孕的。”美福宝医院承认接生代孕婴儿，不承认参与贩卖。 警方发现，经陈美凤之手的多个孩子，卖出前均取得亲生父母同意。“她认为这不是拐卖，是做好事，把不要的小孩给到需要的。”

受害者有权索求正义，与TA最终能否得到正义，是两件事，前者也不能自动导向后者，而是需要受害者本人“做功”。杨妞花不放过人贩子，也不认为仅仅把人贩子判刑就够了，她不仅仅是这么想了，更是这么做的，做到才是难能可贵的。于她而言的直接动机，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父母讨回一点公道，而她同时也为所有被拐卖的孩子及其家庭讨回了公道，也给我们这个社会树立了正气与血性。

余华英共拐卖儿童11名。贵阳中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 亲生家庭与养育家庭关系复杂，有些被拐孩子难以应对，没能接受认亲。“但我们都感谢妞花，因为她报案，我们才找回亲人。” 桑英高兴的是，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难过的是父母已逝，姐妹俩经历的苦难无法抹去。

大夫做完B超告知他们，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引产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丈夫又坚决不同意留下第三孩，兰叶欣只得答应，生产后让别人把孩子抱走。 “抱走两年，抚养到这么大，你现在又往回要了。卖出去东西，往回退了，这不是有病？”自称周建叶友人的女子在电话里指责兰叶欣出尔反尔，“人家都抚养得有了感情了。” “我这不犯法吗？”兰叶欣自首时询问警官。在律师张少星看来，此事是拐卖儿童还是事实收养，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周建叶给了那笔5.1万元的“营养费”。 （本文首发于2022年1月20日《南方周末》）

拐卖儿童对被拐儿童的家庭造成巨大而且持久的伤害。对收买儿童者依法进行打击，才能杜绝买卖儿童的罪恶市场。但法律的模糊之处，却可能妨碍对收买儿童者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