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庚子鼠年翩然到来。 上一轮的鼠年，是北京奥运的2008年，两轮之前的庚子年，则是国事蜩螗的1900年，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清廷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甲午战争（1894）、戊戌变法（1898）、庚子国变（1900）、辛丑条约（1901）、辛亥革命（1911），清朝末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飘摇，以干支纪年的甲午、戊戌、庚子、辛丑、辛亥，也随着这些重大事件载入史册。

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在田沁鑫看来，《北京法源寺》是一出适合古典戏曲“跳入跳出”表现形式的戏。话剧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直面戊戌，就要直面争论。

前年才扼杀了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竟下诏变法，实在匪夷所思。是什么原因促使她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一个保守的统治者变成了新政的推动者？

传统的戊戌变法研究，主要以康、梁一派留下的记载为依据，描述进程，划分派系，分析原因，构成了戊戌变法史的“正面”，几乎成了几代人的历史共识，而对列入后党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以及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等人的史料，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让读者很难看到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袁先生新著，分为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下篇“辛亥革命”两部分，收入1999年以来的文章、访谈、演讲三十篇。这些文论，在谈及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临时约法、民初政局、北洋政府、广州政府、国民党北伐与党国体制的建立及慈禧、孙文、袁世凯、宋教仁、蒋介石等人时，视角依然新奇，言辞依然犀利，胆略和锐气不减当年，作为二十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和心得，对现在和后世的读者、学者依然有着启示录的作用。

甲午一战，丧师割地，国人始知仅靠兴办洋务，既富不了民，也强不了国，有识之士开始从制度上寻找失败的原因。时论皆曰惟有“变法”才能富民强国，于是乎“变法”之声骤起，一些鼓吹“变法”者奔走京师，大造声势，康有为、梁启超顺势而为，脱颖而出。

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建伟似乎想说，一切历史都是权谋史。“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

十年前，戊戌变法百年祭。今日读来，仍有得益。

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率领康有为等人开始“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