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成收入用于食品，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长远来看，进一步降低食品开支的比例，一方面是继续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另一方面，要依靠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去降低农产品的价格、降低食品价格。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进行的各类“承包制”改革显然与“集体化”存在张力，但共同富裕仍与更为宏大的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关联。 刘元春说：“我国推行的共同富裕不是西方社会理解的以再分配为主的社会运动，而是一套制度和政策体系。” 这套指标体系既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常见经济指标，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阅读率等发展指标，还包括转移支付依赖度、养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说得更加具体：“根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国家转移支付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教师医生编制等资源要素，破解公共服务、资源要素供给与常住人口规模不匹配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10日《南方周末》）

“2017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说。

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中国的CPI中食品的权重高，它取决于我们的支出中食品的比重，取决于恩格尔系数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日，新鲜出炉的广东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这根新的“指挥棒”将“唯GDP”的发展模式彻底打入“冷宫”；居民收入、恩格尔系数、失业率、社会安全指数等民生指标都写进了评价和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