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三十多岁时写道：“只有当她不在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对我来说一直比我的幸福更重要。”在五十多岁时写道：“现在我才明白，爱情与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制约，一个没有另一个是不可能的。”他善于刻画当代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并在写婚姻生活的长篇小说 《七年》 中给时代下了份诊断书：“他们的道德想象偏向狭隘，但他们理解人性的弱点，准备原谅一切”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