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做家政工的姐妹一样，陈恩华的名字被隐去，转而以“姐”代替。她的姐姐是“大陈姐”，“小陈姐”便成为陈恩华后半生的另一个名字。 也有人对梅若表达过担心：如果阿姨打扮得漂亮，是不是就不像“阿姨”了？“她为什么所有的时刻都得像个阿姨？”

胡友平做过家政阿姨、保洁阿姨，开过小店，后来做了校车跟车阿姨，直到生命终止在54岁。 同事记得她“会管闲事”。有人求助，她愿意帮忙。看到有人做得不对，也会站出来干涉。 见义勇为时，她正做着一份需要操心的工作。任职要求提到，校车阿姨要喜欢孩子，有爱心，有耐心，对待工作有责任心。

最让老人与家属满意的，或许是它改变了用人者以及受雇者之间的“关系”。

“每次我们让她休假，她总说宝妈家的孩子离不开她。”洪欢欢自己的孩子，近5个月没见母亲。 得知洪欢欢国庆无法休假，丈夫将两个孩子带到她做工的小区，却联系不上她。 家政阿姨一天24小时都在雇主家，同事担心影响洪欢欢，因此没有语音或视频过，“没有更早发现异样”。

报道发出以后，也有读者留言希望写一写雇主的难处。其实，披露家政行业里的具体问题与贴近理解家政阿姨的难处，并不是相悖的。不同群体如果能彼此看见，撕裂感会少很多。

雇主家老人生病，偏偏高冬梅自己的儿子也需要做个小手术。她愧疚于当时的取舍，作为母亲，她什么也没做。 王淑华形容自己是情绪垃圾桶，盛装着雇主的高兴与烦恼，但不能往外倒。她关掉感官，左耳进右耳出，干完活便悄悄消失。 等到雇主的两个孩子睡下，所有的灯都关掉，罗雪芳戴上耳机，光脚在地上舞动，没有声响，没有人知道。

目前中国的家政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约有30%的从业人员录入了商务部推出的“家政信用查”App。 在平台上，无信用问题的人显示为绿色，有信用问题的人显示为橙色，更严重的显示为红色。但平台不会告知具体原因，“谁敢说的话就是侵犯隐私”。 “信用的基础是信息或数据，最难就在于数据的归集共享。一些部门把数据当成资源，把信息当成权力，所以不愿意共享。”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2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