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医疗，看上去占了“便宜”的同时，也交出了很多事情的决定权，甚至是在关键时刻生命的决定权。生命的去留，不再是权利的决定，而变成了利益的计算。而且是一些人在计算另外一些人生死存亡的价值，权利人自己很难说是那个真正的决定者。 更进一步的考量是这样子的：在政府官僚眼里，那些年纪大的，得了终末期癌症的，没有治疗价值，不能治愈后继续工作创造财富、给政府带来税收，反而消耗政府的巨额医疗费用，给这些人“免费治疗”很不合算，那就劝这些人接受安乐死，最为合算；那些年轻且生的病不严重者，医疗费用可控，又可以治愈，治愈之后可以继续工作创造财富，给政府带来税收，给这些人“免费治疗”是合算的。说到底，最终衡量的是治疗的成本与治疗后的收益。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当前，由于生前预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在临床诊疗时，医生还是要和患者家属沟通，常常实行困难。

针对更高等级的人身风险，一些州制定了所谓的“恶犬法案”。一只犬在两年内攻击、伤害人类或其宠物，或有需要警方或动物控制机构制止或驱赶的攻击性行为，就会被视为“恶犬”。这类狗必须被隔离，禁止与人类接触，并接受强制训练。如果犬主拒绝合作，犬只就可能被安乐死。恶犬法案要求犬主必须对其犬只负完全责任，狗攻击了人，其主未严加防范、及时处理而致人伤亡的，犬主必须为任何损伤负责，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处罚。犬只逃跑后攻击人类，犬主依旧要为犬只的行为负责。

“成为不朽，然后死去”是戈达尔代表作《精疲力尽》中的经典台词。2022年，他最终选择用安乐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亲人称“他没有生病，只是感觉精疲力尽，所以选择结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对此，有网友评价，戈达尔“生的伟大，死的自由”。而戈达尔的这种“自由”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电影创作过程中，多次打破当时的电影规则，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反传统的立场。

全球很少有大型鲸类成功救援的案例，“国外也有做法是减少鲸的痛苦，实施安乐死”。 在加利福尼亚湾，Charles Littnan目睹过枪毙一头搁浅虎鲸的全过程：枪口对准虎鲸的白色眼斑——眼斑下就是鲸的大脑。虎鲸盯着人们，却没有挣扎，“好像已经知道并接受了它的命运”。枪声响起，虎鲸角膜上的光芒迅速消失，呼吸孔也不再一张一缩，一头海洋霸主的生命就此了结。 中国有成功救援中小型鲸豚的案例在先，因此判断搁浅鲸该不该救比较困难，“万一可以成功呢？”

“一旦瓶子中的‘妖怪’被释放出来，就很难再把它收回去了。”西奥·布尔日渐悲观地发现，安乐死在欧洲已变得“非常流行”，甚至成为癌症病人治疗过程中一项“内定模式”，一种“时髦的死亡方式”。 欧盟已整体步入“超高龄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孤独死”现象正迅速成为欧洲社会的新常态，也促使人们改变着对安乐死的传统观念。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一位荷兰病人在被执行安乐死时有过反抗行为，一位加拿大患者为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得不提前一个多月接受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