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有云，“信用易失，却难再得”（Credibility is easy to lose but hard to regain）。伪造学历的涉事者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港校在之前默认他们提交的学历是真实的，并未从源头上查核这些文凭的真实性。而这些伪造者在入学之后的滥竽充数终究露出马脚，信用破产的结果不仅是自己丢掉学籍、留下不光彩记录，还让港校不得不重新大动作审查大批内地学生的入学材料，可谓害人害己。

根据二审法院判决，姚兴思在判决生效后自动恢复了学籍，可以回校复学，然而2023年3月4日下午，上海医学院教务处又发来新的告知书，依旧“建议学校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二审法院不认定姚兴思作弊行为的理由是，“既无再行审查被诉处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晰之基础，亦无必要，更不宜对上诉人的行为直接作出判断”。 作弊行为是否真的难以认定？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到2022年，62次与作弊相关的判决中，仅9次直接认定学生作弊与否，其他判决大多是围绕程序问题展开的。

2012年-2021年间，共有62份与因作弊而被开除学籍、取消学位相关的判决书。其中，有28份判决支持了学生的诉求。 62份判决书中，鲜少针对学生的作弊行为本身进行认定。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邹荣认为，这是近年行政诉讼中的一个趋势，“避实就虚，不对实体进行判决”。 邹荣认为，不论是给予学生处分，还是对于试读期的规定，中国高校往往参照干部管理的方式管理学生，“在育人的目标之下，大学应该更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为解决“只有约一半的学生能上公办普通高中”的现实困境，深圳意见稿提出，市、区教育部门应当在中职学校探索开办综合高中班的基础上，建立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和学籍互转机制，打通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之间的壁垒。

罗福兴后来会被记者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在哪一个节点发生改变，可能会让故事的走向截然不同？ 比如，一年级时没有因为外地打工子弟学籍问题离开深圳；比如，初中遇到了更包容他的老师；又或者，有一个更负责任、没有在年少时抛下妻儿的父亲…… ​罗福兴从来不去想这些假设，因为毫无意义，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我怎么还在这个鬼地方呢，我怎么还没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呢？” 何况就算一切顺遂“老老实实读完一个普通大学”，他想自己大概只能“选择一个往死里干”，比如成为来采访他的无数记者的同行，或者坐在城市的某个格子间里，为了高昂的房价焦虑，996加班加点地敲无尽的代码 又有多少差别呢？如今他至少是自由的，哪怕也许只是一种脆弱的、及时行乐的自由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此前多年，民办中学落后批次招生的困境与初中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对普通高中的向往，营造了一个供需相对平衡的教育市场。 多位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专家坦承，总体来看，普职比例大体相当有其合理性，但严格“一刀切”1:1有待商榷。 （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

“体育是一个充满梦想和传奇的平台，它创造了无数个神话”，孙岭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创办球队的初衷。这件事似乎一举两得——既能改变底层少年的命运，又能借助这个故事推广棒球运动，“用十年时间，把他们培养成一支世界顶级的队伍。” 2020年8月底，当纪录片带来的关注和热度像风一般散去后，爱心基地面临的难题仍然存在——搬迁到新的场地后，附近没有合适的打工子弟学校。“我们还在尽力解决北京的学籍问题”，孙岭峰说。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