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中，教育权力（包括管理权、惩戒权等一系列权力）是专属于学校和老师的权力。学生可以在教育活动中协助进行管理，但不可以任何形式实施教育权力。

部分家长只要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与其他同学发生一点点小摩擦，受一点点皮外伤，动辄向教育局投诉学校。这种情况下，教育局通常会和稀泥，遵照“只要家长投诉，那就是学校的责任”的逻辑，直接甩锅给学校，对涉事学校的领导兴师问罪。这种管理制度下的结果必然是，学校和老师为了自保，那只能让学生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了。

严进+严出，除了给这些住在本宿舍的人施加了监控、增加了麻烦，有给学生增加了什么安全感吗？无非是给学校管理者增加了对学生的控制感。甚至，在遇到火情之后，学生都必须刷脸才能出楼，令学生们更长时间处于危险之中，不亦荒唐乎？ 必须批评一下这个宿舍的学生，她们也有很大的问题。其问题在于，她们的服从性太高了，在火情发生、烟气弥漫、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规规矩矩，一个个依次刷脸出楼，不敢越雷池一步。

学校可以禁止携带手机进校园，但不应没收手机据为己有，而应将没收的手机交还家长，并且对学生与家长都不应有羞辱性的惩罚或“教育”；学生会干部也不应该有查违纪的权力，这一权力最好在学生之间流转轮值，以免固化出“学生统治者”；应该给予学生自我管理真正的空间，譬如某些校规的合理与否应该让学生参与讨论，而不是学校管理者脑袋一拍一条严苛的校规就产生了。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在民营企业与竞争性行业中从事过“生产性努力”，而是一开始就进入财政供养单位从事衣食无忧的“分配性努力”，不知稼穑之艰难，不识民生之疾苦，恐怕是很难理解社会运行方式、了解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期待的。 公职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做好社会管理工作需要的是真切实在的社会经验，这才是“定向生政策”聚焦于艰苦行业与边远地区的本意，而不是“从学校到坐办公室”的培养与选拔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将三名“97后”提拔为乡镇副职，也是不尽合理的。

国内仅有深圳、贵阳等少数地方规定了自行车的限速标准——时速15公里。专家呼吁，可将骑行分为以通勤为主的日常骑行和以锻炼竞技为主的运动骑行，二者区分管理。 两轮车的被动防护最高效直接的方式就是正确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头盔。一位北京自行车运动组织者在活动通知中写了三遍自戴头盔，但活动当天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佩戴，甚至有骑行者觉得头盔提供的“只算保险、不是安全”。 每当遇到有学骑车的家长，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卢福泉就会问他们是否愿意让孩子骑车上学，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否定。原因有两点：一是学校没有开设自行车课程；二是糟糕的道路交通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职校生成了学校及其管理者的“奴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招生中介纷纷赶至校门口，拍摄焦急等候的家长，拎着被子离校的学生，配文：“我在酒店学校门口，退学的，联系我，还有书读”。 团队负责人曾发了一份《贵州中职学校劣势》，共列举了15个职校的各类问题，包括校区老旧、宿舍条件差、管理混乱等，以说服家长选择自己学校。 团队负责人曾向陈骏口头承诺，招到两个学生入读，每个支付报酬1500元，从第三个学生开始，每个1000元。

2023年，一位560分的河北省考生（物理类）选择了上述学院（当时为民政与社会工作学院殡仪系）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为该省专科物理类投档线最高分，引起社会热议。这一年河南的理科本一线为514分，该生远远高于本一线的分数上大专，选学校与专业纯以就业为导向与目标，学殡葬，可谓“不要面子要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