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逐男”造成的医学伦理学滑坡很可能蔓延到存在相同或相近情况的学科，比如乳腺外科和泌尿外科。一旦这些学科也开始“逐男”，其连锁反应势必导致妇女的生存和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16日《南方周末》）

时任妇产科护士长耿艳玲在出庭作证时表示，她本人没有给杜新枝抽血做化验。对于病历上的“耿艳玲”是否是她本人所签，她表示“看不清”。 4名出庭的医护人员在法庭上均表示，当年淮河医院并不给婴儿佩戴手圈，而是通过挂在婴儿包被上的吊牌来区别婴儿。此说法与河南大学的情况说明一致。 杜新枝在法庭上称，她当年在淮河医院住院时，是在丈夫郭希宽老家兰考县阎楼乡郭中村办的准生证。对于该准生证的真假问题，她没有正面说明。 原告代理律师潘克在一份审批表上发现了问题：上面显示的杜新枝1992年9月时的年龄为34岁，但是根据杜新枝1992年6月在淮河医院的住院病历，她是28岁。潘克当庭质疑：杜新枝是如何在3个月里长了6岁的？

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进行的剖腹产手术，妇产科每天都在上演着因为迷信、上学时间、怕痛而主动选择剖腹的情景。然而，《自然》杂志近日有论文指出：剖腹产婴儿体内缺少微生物，可能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

在踏上非洲大陆前，香港外科医生高志昌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2008年5月，他随“无国界医生”救援队前往利比里亚。两天后，他不得不顶替医院里休假的惟一一位妇产科医生，开始接手妇产科事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困难会被无限放大，这对医生同样也是种折磨。

几乎每个来塞拉利昂项目的人心里都是高兴的，因为这里是和平之地，没有战争。可是对于医生而言，确实超负荷运作的。每个人都在这世上努力生活，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呢，或许就像斯嘉丽最爱说的那句话一样：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其实做医生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来自于此：通过自己的努力，看到新生命诞生，濒临死亡的病人脱离险境，一个又一个痊愈康复的病人出院，人们从开始的愁眉不展到最后的欢天喜地。工作无论多辛苦多累，总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在塞拉利昂的传统观念中，不能生育是女方的错误，妻子们要么隐忍下来，接受一夫多妻的事实，要么以离婚告终。如果一位母亲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无国界医生会尽一切努力，保留住子宫。

孕妇如果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感染疟疾，往往会出现严重贫血，更严重的病人会出现休克症状，从而造成非常高的母婴的。因此在塞拉利昂，除了母婴项目，无国界医生同时开展了免费的疟疾治疗的项目，希望有越来越多孕产妇和儿童受益。

塞拉利昂，一个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国家，风光无限却贫穷凋敝。这里是世界上疟疾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母婴死亡率居高不下。在这里，每五个小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到一岁；每周都会有年轻的母亲死亡，最年轻的，只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