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虚构类图书里，大家的兴奋点仍然是“记忆”和“转型”，一年又一年，关键词没变，读者的口味却越来起精细了，以前贩卖点儿野史逸闻，造几个概念，就能畅销一阵子，现在的读者早已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昔日书斋里的史学家、社会科学家，现在频频出现在各种好书榜里，就是明证。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直面灵魂，二是思考生命，三是进入深度的文化反思。”而评论家孟繁华的看法则相反，“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坍塌了，不再有史诗性、整体性的长篇小说出现，作家们不再有在小说里建构整体世界的野心，像《白鹿原》、《尘埃落定》、《古船》那样的小说越来越少，写作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个人化，依靠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写作，文学这面镜子越来越碎片化。”

《西行画记》交代了蒋彝生活事业上的转折点，梳理了蒋彝的海外生活，尤其是他的挫败和困境，这让人感到真实。西方人的赞扬与认同，又往往与彼时彼地的环境有关。《纽约画记》出版时，为之作序的著名批评家布鲁克斯就对蒋彝的中国式哲学观大加赞扬，借此抨击当时美国社会的物欲横流。

与其让学者代劳，不如法官亲自出马，阐述自己的司法理念和裁判思路。在《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一书中，当代美国权力最大的九人首度集体接受电视台采访，畅谈他们对法院地位与司法传统的看法。

狄百瑞先生认为儒家传统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如果继承儒家传统，首先要继承儒家的自省传统。如果要为儒家减压，首先要为儒家减负，不必希望儒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资源。

我一直提倡阅读经典，非但常读常新，且能别有会意，但问题是在这类读书版面上，往往要求介绍当年的新书，旧日经典，常难入列。所以每见经典著作有新版问世，总是特别喜欢——因为又可以将它作为新书来推介了。

沃格林笔下的“暴民政治”与“低俗者”，分别指那些受歪曲的“意识形态”所鼓动的群众运动，以及那些不足以把握人的存在真相的“意识形态鼓动者”。甚至在沃格林看来，有些思想家是在“自觉充当知识骗子，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一种意识形态，允许他以一场道德义愤秀来支持对人实施暴力行为”。

大众媒体上所谓的科学书籍，通常是指那些谈论与科学有关的话题，同时又能够被较多公众阅读的书籍。这样的书籍有时也非常不确切地被称为“科普书籍”或“高级科普”，而“科普书籍”在以前曾被认为是绝对的好——普及科学知识还能够有什么坏可言吗？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一本科学书籍歪曲事实，或向公众传播有害的观念，它就可以是坏的。

每次零碎地从《万象》杂志上读到周成林的游记，都深感有推荐的必要——哪怕只是一篇三千字的游记。曾经见到坊间有一本书号称《不曾苟且》，觉得很奇怪，这不是写作最起码的要求么，有什么值得大说特说的呢？现在想谈周成林的文字，不免也要沦陷在这种悖论里头，因为也要谈“不苟且”：比如，文字的简练干净。

“暂停”了将近十年后，“公共论丛”终于推出了第8辑《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这里所说的两种传统，指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但是书中王焱先生对维新变法两个源头的分析同样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