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网民在吃瓜的时候，不要看到“实名举报”几个字就激动地转发支持，还是要多听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举报，用常识去做些分析，看看举报的事情是不是合理，背后有没有猫腻。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身为检察官，也是法律从业者，自己离奇的要求没有得到司法支持，就公开举报参与案件的法官、检察官，甚至扣上“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指鹿为马的保护伞”这样的大帽子，实在是恐怖。

中国迄今的刑事司法数据统计还局限于各政法机关内部的“各自为政”，欠缺一个统一的专门机构负责牵头协调、收集处理来自公、检、法等相关职能部门与科研机构、数据公司、信息平台等其他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 刑事司法统计数据的不完整、不公开，使得法律研究者和社会公众难以及时、全面地获取相关资讯、了解我国犯罪的真实情况。

在暂时不能将情节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作为轻罪纳入司法轨道的情况下，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应该重在加强对警方准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2024年7月27日。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提交修改意见，让这部法律的修订，更能反映民意。

涉事女子在“案发”之后的造谣诬告在微博平台有上亿的阅读量，而如今的法庭判决新闻在微博平台却只有寥寥667万。也就是说，至少受害人在数千万网民那里的形象仍然是“猥亵女童的犯罪嫌疑人”，他至今仍未得到公开道歉与恢复名誉，这不但有悖于司法救济原则，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

毫无疑问，辩护意见凝聚的案件争点，是裁判说理的实质所在。没有辩护争点，裁判文书将成为僵死的躯壳。 如果认识到，每个案件都与个体权利紧密相关，都值得社会关注，那么，裁判文书上网这一制度安排，无疑是确保司法公平、公开、公正的不二选择。

法院案例库可以说是实现“类案同判”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由最高法来确定某一类案件的“正确”的裁判案例，作为权威案例进入法院案例库，这些案例一定程度上有了判例法体系下案例的作用。 裁判文书网则可以成为实现类案同判“自下而上”的路径。同类案件的裁决可能有不同，但裁判文书公开之后，引起公众、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意见碰撞和探讨。“真理越辩越明”，在这样的讨论中，各方对法律的理解也会逐渐趋向一致。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案例库中有3件宣告无罪的指导性案例，75件宣告无罪的参考案例。相较于过往很少有无罪判决公开，郭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重大进步”。 目前案例的供给不能满足总体需求，能供参照的案例并不充分。目前的入库案例虽然实现了常见罪名、多发案由的全覆盖，但距离“覆盖各类罪名、案由，在同一罪名、同一案由下的不同法律适用问题也将有相应案例”的建设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此前的落马官员通报中，“肆意破坏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表述并不常见。在公开信息中，仅2019年被查的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的通报中出现了类似表述。

司法公开是法律的要求。根据宪法和法律，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而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都规定，无论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要公开宣判；民事、行政诉讼法还专门规定，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外，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

一场冲突在司法改革中酝酿——头一个月，政治上偏中立的希伯来大学暂未公开反对“司法改革”，校园里还能看见针对司法改革的“正反方”的辩论。直到3月26日，以色列九所大学发布了“反对司法改革”联合声明。 建立一个世俗多元的现代以色列，还是塑造一个宗教和民族主义至上的国家？这个分歧始于以色列建国之初。 目前，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控制着议会120个席位中的64席，如果有5名盟友倒戈，以色列议会将再次动荡。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