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最后这样判，它在涉家暴案件中应该也会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典型的案例，会对未来类似案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需要公权力机关突破“家暴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受害者平均被家暴35次才选择报警，可见受害者在其中会有多少纠结。 在近两年，不少家庭暴力案件都是罪轻化处理。公众担心“家庭”这把保护伞会弱化对这类恶性案件的处理。

并非所有婚前同居者都会被认定为“家庭成员”。不论是牟林翰案还是马某某案，案例介绍中都提到双方有谈婚论嫁的准备。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国何：按照民法典，完成结婚登记才算是确立婚姻关系。 而刑法认定重婚罪的一般情形，是某人结婚后，又和另一人以以夫妻名义同居，形成事实婚姻。 ​反家庭暴法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已超出民法典所规定的范畴。如果刑法对虐待罪犯罪主体的解释不作出更新，就会出现对受害者保护不足。

这个案子完全可以考虑对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反家暴法规定的强制报告，启动相关法律责任追究，属于没有履行强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强制报告义务主体没有履责，怎么处罚，规定不是很明确。派出所不立案调查，村委会最多问问情况，最后受害者只能回到家里。 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向有关机关报告以后，如果他遭受被报告人家属的打击报复，怎么进行保护，这些目前也没有明确。

疑似因长期家暴跳楼身亡的围棋少年，不是家暴阴影下的第一个受害者，也不大可能是最后一个。围绕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制度设计，既要照顾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又要确保制度的震慑力，这种微妙平衡的把握，依然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磨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越来越多的案例都在表明：任何一个人发在互联网上的照片或视频，都可能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被套上一个鸡毛狗血的吸睛故事，在平台算法的助推下广为传播，并接受全网热心群众的评判。照片或视频中出现的人物，会莫名其妙地成为人们的谈资，甚至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或许是我们的第一直觉，但就目前而言，应对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法律维权机制依然显得威力有限、操作复杂且成本高昂，很难称得上是武器，更像是个稻草人。

近日，厦门一13岁男孩穿过小区草坪时，误碰地灯触电身亡。经排查，该小区地灯竟没有安装地线和漏电保护。近年来不少小区地灯漏电因维修资金纠纷产生官司，地灯漏电时有发生，受害者有老人、小孩，还有宠物。 生活中误触通电的手机充电线，顶多只是感觉麻麻的。为何小小地灯漏电会直接要人命？原来电灯虽小，工作电压却和空调洗衣机等大型家电一样大，而且用的是交流电，比直流电威力更大。 电路故障并不可怕，但如果缺乏维护和监督，一盏坏掉的地灯也会让所有人置身险地。

帮助霸凌受害者消除心中梦魇，积极融入新的生活状态，获得美好人生该有的一切，是全社会都应该直面的命题。

报案后，黎筝发现自己名下的两张储蓄卡、一张信用卡均不能使用了。咨询开户行后，她得知是由反诈警方操作的保护性止付，按规定冻结一个月，原因是防止她再次被骗。 黎筝奔波于两个派出所的时候，发现现场有不少来申诉银行卡冻结问题的电诈受害者。在网络上，各个社交媒体也有受害者询问保护性止付该如何解除。 警方的紧急止付结束后，陈强继续向骗子转钱，直至数日后，骗子诱导其把所有钱都投入其中，陈强才恍然大悟，自己的五万多元已被锁定，无法取出。 王雪妮也提到银行卡被止付后的焦虑。她多次电话询问警方及开户银行，什么时候可以解除止付，对方只说“再等等”。出事前，她曾借了一笔微粒贷，止付后只能借钱还款。

新妇保法实施至今近三个月，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各地根据新规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至少已经保护了16位女性。 一对夫妻间发生家暴，在没有保护令的状况下，警方出警时，受害者伤情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治安处罚，再严重就是刑事处罚。而如果伤害程度没有达到上述两种情形，警方只能作劝导。 在万飞看来，保护令能起效，更多是种心理作用，“对受害者来说，收到保护令能获得安全感；对施暴者是种威慑，意味着动手后会受到法律制裁”。

满14或12周岁的未成年人不用负刑责，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但有无法排除的内在矛盾：当未成年人杀害或强奸未成年人，保护前一种未成年人，实质上就是“保护未成年犯罪”；同时后一种未成年人是无辜的受害者，反而得不到保护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