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国内医疗也需要一条搅动市场格局的“鲇鱼”。刘国恩分析，外商独资来华办医，既可以跟本土医院形成竞争，也可以检验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中国。 顾泱注意到，即将施行的2024版负面清单中，仍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外商投资准入规则为“限于合资”“中方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30%”，且外商投资的下限门槛依旧存在。 陈林海认为，在医院的服务和管理上，部分职能部门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公立医院倾斜，“这种不公平阻碍了社会办医的公平竞争和发展。”

三明市探索出了多种模式，包括“总额打包，结余留用”激励机制，节约了医保资金；推行院长和医生“全员岗位年薪制”薪酬政策，改变了既往多治病挣工分的模式。 三明市的计划是推动“医共体”提升为“健共体”，在以县域总医院为基础的紧密型医共体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共同体”，由“管医疗”提升至“管健康”。

产科相关业务不只是分娩接生，还包括孕前检查、产检等。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产科服务全部停掉的只有7家。有3家仅是取消了下班后及夜间值班；21家不再提供住院分娩助产服务，其他项目如产检等照常。 大城市的三甲级综合医院和妇幼专科医院，也受出生率下降影响，曾经“一床难求”“加床睡走廊”的情况少了，但医务人员依然繁忙，甚至需要扩张。 一张张关停并转的公告背后，中国人均产科资源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产检候诊时间长、无痛分娩率低、产后抑郁重视不够，如何让生孩子的体验更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4年5月23日《南方周末》）

“在澳洲乡下，有的人要开车三百多公里去看医生，有的人看家庭医生要等一个多礼拜，最后只能见到护士，因为医生根本没时间。所以澳洲需要大量的医生，这是刚需。” 医生执照的跨国认定就好比旅游签证，既不对等，也不平等。“越是对医疗服务定价高的发达国家，对医生的准入要求也就越高，二者是成正比的。” 作为出海先行者，爱菲医院目前还没雇佣一位中国医生：普通医院医生的语言以及其他能力难以胜任，三级以上医院医生能力足够，但是出海意愿不大。

2023年末，全国卫生技术人员中，医护比不到1∶1.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意见，要增加护士配备，逐步使公立医院医护比总体达到1∶2左右。 “互联网+护理服务”可以通过大数据实现护理人员、居家老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智能匹配、实时联系，为老年人提供“线上咨询、上门服务、科普教育”等一体化的护理服务。

医院将原本设置在一楼的收费处、药房、急诊科等转移到二楼继续办公，保障居民就医服务。

随着生育率下降，产科面临着“关门”的巨大压力。2024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助产服务管理，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从开展生育友好医院建设，促进安全舒适分娩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因直接或间接接触人体，第三类医疗器械是最高管理级别，如心脏起搏器、呼吸机、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等。由于目前众多射频美容仪还未拥有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只能赶在新规落地前尽快清库存。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的目标，成人每日平均睡眠时间要保持在7到8小时。按照《2024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的计算，中国人平均睡眠时长比这一目标低了0.25小时，合15分钟。 成年人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小时以上，但睡得太久反而带来坏处。有的人即使睡满8小时也不解乏，这可能是罹患嗜睡症的表现。 全国已有三千多家医院开展了睡眠诊疗服务，但对于庞大的睡眠障碍人群而言，目前的医疗资源仍然匮乏。

在现实中，除亲生父母之外，掌握婴幼儿个人信息的有且只有医院、卫健委和上户口的公安机关。如果不是亲生父母主动泄露的话，这三类机构就是最大的嫌疑者。2017年，四川警方就曾侦破一起新生婴儿信息倒卖案：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徐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下载新生婴儿数据50余万条，贩卖数万条。因此，“监守自盗”，才是婴幼儿个人信息最大的泄露之源。

一些医院明令禁止医生外出执业，理由之一是担心病人被分流到其他医院，影响收入。 “医院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医生到处飞，这很正常。”  出于自我保护，医生也会筛选“飞刀”病例。患者提出请院外专家执刀的要求后，管床医生会评估该患者家属是否“比较敏感”，容易挑刺，经济条件是否宽裕等。 为了在现阶段合法进行“飞刀”，有的机构预先办理齐全的诊疗营业资质，控股一家民营医院，专家均在这家医院注册多点执业，再由该医院派遣出去提供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