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抗单调的统一着装，西方职场诞生了“休闲星期五”的职工活动——职人自发将星期五设定为便装日，至少在这一天能够掌握穿衣自主权，自由做自己。另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着装要求宽松一些，大多数英国劳动力会感觉工作效率更高。

公司重视的员工跳槽，它们视情况启动。有的直接给钱，有的观望拖延，随时给离职员工致命一击。

如果没有制度障碍，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使不同的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或者生活质量的均等化。当设置了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时候，“均等化”就实现不了了，它就会转化为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我一直在讲的道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让有地理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优势，让地理条件不够好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需要适度人口流出来提高留守人口的人均收入，无论流出人口还是留守人口都可以增加收入，共同富裕。 如果在人口流入地同步增加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对稳定全国房价也有利。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15日《南方周末》）

就本质而言，离婚是和一夫一妻制紧密相关的自由，不能跟传统社会的休妻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英国哲学家休谟这个老光棍有过妙评。他说，离婚绝不是解决家庭冲突的良策，却是保障婚姻的良药，“更是保持爱情鲜活的惟一秘密”。时过境迁，如今的经济学家听到休谟的话，多半会耸耸肩说：“什么爱情婚姻家庭？一切都是为了效率。”在他们眼中，婚姻不过是一种劳动力组合，用来生产其它方式很难生产的东西。

2013年4月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逝世。她在1979至1990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为保守党赢得三次大选。她上台之后，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减少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扭转了工党政府的国进民退潮流，并抵制住公共部门工会势力扩张，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因作风强悍，被称为“铁娘子”。

中国城镇化率从1979年的19%，到2012年有51%左右，增长蛮高，原因之一是经济自由，当然不光是劳动力流动，还有创业自由、职业自由、交易自由。城市城市，核心在市不在城，有了市才有城。可别以为建个城就是城市化 了。

雇员要提高自己收入，无非两端：一是一个尽量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换工作、另谋高就的交易费用尽可能低，二是增加市场对你的需求，就是要有更多的人当老板开厂开公司，老板之间的竞争会推高雇员的工资，舍此之外，无非歪门邪道和零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