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的安排或是：所谓的登记真的只是登记，送养方与收养方在当地民政部门的主持或撮合下，向对方传达己方的真实信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向当地民政部门或福利院缴纳任何费用（除了可能不多的登记费用），更遑论大笔的收养费。这样对民间收养纳入官方渠道很有助益：在没有额外制度成本的前提下，既可以让他们的民间收养权转让合法化，又可以避免各种潜在的纠纷。

陆涛觉得作为医生给病人看病，不需要过问病人是什么身份；另一方面，他自己还是个开“黑诊所”的，这些女性也未曾向其求助。 法院认为，陆涛明知道老板不让“卖淫女”出去看病是方便控制，仍然听从安排，多次上门为“卖淫女”看病、打针，客观上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 这桩十余年前的旧案，近期在互联网上被重新提起。除了协助组织卖淫罪，该案是否涉及非法行医罪、医生的强制报告制度也引起讨论。

近日，“奥运冠军杨威让双胞胎女儿在家上学”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有不少网友表示“在家上学解放了孩子”，也有网友质疑此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 “在家上学”能否完整取代学校教育？从杨威的案例来看，他给子女安排的“在家上学”也并非“只有父母来教”，而是另外请了家庭教师，自行编制课表，犹如在家设立的私塾。 不过“在家上学”，可能意味着孩子失去了大量与同龄人接触的机会，不利于孩子从小培养沟通协作能力与社交能力。同时，“在家上学”也难以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毕竟不是每位家长都掌握范围广泛的分科知识，或者有财力为每一科都聘请一名专职家庭教师。以杨威的案例只是个例，不足以推广到万千家长身上。 而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调查研究报告》，彼时的中国已有6000人在家上学，相较于2013年的每年增长速度是30%。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义务教育。 不过杨威的案例也显示，针对那些有条件、有意愿也有能力的家长，“在家上学”确实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不失为对义务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家上学”肯定无法取代义务教育体系，但其合理合法的存在也应予以正视。

毫无疑问，辩护意见凝聚的案件争点，是裁判说理的实质所在。没有辩护争点，裁判文书将成为僵死的躯壳。 如果认识到，每个案件都与个体权利紧密相关，都值得社会关注，那么，裁判文书上网这一制度安排，无疑是确保司法公平、公开、公正的不二选择。

为什么我们的指数没有成长？很重要一个原因，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漏洞，特别是第一个漏洞即减持规则对成长带来了巨大的抑制作用。 要把中国资本市场从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定位于融资的市场，转变成为投资者的财富管理平台和投资的市场。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正在堵漏洞，虽然有限，但正在向这方面靠近。 我一直坚信，只要把过去45年改革开放中被证明是成功的经验坚持下去，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就能继续保持良好趋势，中国资本市场也就有了成长的基础。

硅谷银行事件，并非孤例。即便没有偶然因素，即便硅谷银行管理层没有失误，即便高盛的融资服务没有“失手”，倒挂的收益率曲线仍然会给银行业带来持续的冲击和难以承受的利率风险。从目前美联储的应对策略看，就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受影响的银行把已经出现浮亏的国债抵押给美联储换取流动性支持，以避免银行被迫在公开市场抛售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当前对美国的中小银行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活下来，活下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变，毕竟收益率曲线倒挂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而流动性危机本身就是一个活下来的问题。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丁安华表示，前海和横琴的“金融30条”支持政策意义重大，其中一些金融改革条款如能落地，将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开放格局带来重要的变革。

过去20年来，无论是企业基金会数量、还是企业捐赠金额上，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简单的“扶贫济困”“给钱”，已经难以达到现代公益慈善的要求，尤其是随着以慈善为导向的第三次分配成为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对提升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质量开始提出了要求。提升公益资源的使用效率，探索更加丰富的公益实践，企业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上可以做得更多。

美国在推进“印太战略”之时，试图拥有对区域机制的掌控权，包括规则制定权、话语权优势和议题设置主导权、制度和程序性安排及价值和规范等。 一些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印太战略”所具有的“两面性”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它们一方面呼应和支持美国战略调整，另一方面仍然对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甚至“热战”心存忧虑。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应学习三明医改的“小步快走不停步”，建立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经验。但具体调整哪些项目、项目调整的幅度、项目调整的优先次序等，包括县域医共体的数量，各地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确定。 按照整个深化医改工作的安排，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起草了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近期就要正式印发。

我认为，取消公积金实质就是取消职工的住房消费补充性工资分配与收益，大白话就是降工资、降收入、降住房消费，无论何种理由，取消公积金的制度安排对职工是不公平的，除非职工自愿不参加公积金。 公积金制度成败核心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形成“三方共赢”平衡。 当年上海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实现职工利益优先，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均衡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1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