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结论与政治上的决策并不总是相吻合的。理论上需要细推物理、洞幽察微，而政治上则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作为学者，重要的是保持一份“平常心”。 我们做学问本身不考虑它的影响，那是时人和后人是否认同的问题。我写的书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才有人有兴趣去深读，知道那时有一个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他有这样思想上的超前认识。我不奢望这一代人都会理解。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据他说，家里曾是当地首富。父亲为他取名“宗颐”，是期望他学习儒学宗师周敦颐。他没有辜负期望，成为了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学术界有“南饶北钱”（钱钟书）和“南饶北季”（季羡林）的说法。饶宗颐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至百岁高龄仍笔墨挥洒不息。他还通晓英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文字，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敦煌书法丛刊》等。这些成就，离不开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人生观，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他为人低调谦和，面对“大师”的光环，他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方言“大师”与“大猪”谐音）。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在贻常说做学问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他说自己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后，那感觉就跟三伏天喝了一杯龙井茶那样舒畅。

在迷惘的时代，我曾向上野老师请教：“您为什么要做学问？”老师答曰：“因为生气。”

《远游的诗神》 《美国现代诗选》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这些开小差的事构筑了他的快乐，包括 《沙漠与沙》。 可是他摆摆手：“这种快乐本身只是一种小得意，没什么意思。做学问本身是很苦的，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捷径就是你瞄准一个方向，不要舍弃。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两三件事。我写小说一两个月就结束了，从此就不写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周作人向向来用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从事翻译，令人佩服，但动辄不译，似乎少了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

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

要求人人写论文，相当于鼓励大家不在本业下功夫，一味装点门面。

学习精确而审慎地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