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从1938年开始跟踪自己的学生，他们发现最有幸福感的校友，不一定是最有钱、最有名、最有权力的，而是与周围人际关系最好的。 考上大学一定程度上不是改变命运，而是让自己不被社会淘汰，是为了保底，迎合这个社会所设定的最低标准，这也是一种恐惧感。 何伟从小感受父母关爱，在美国乡村长大，拥有安全感，他成为记者因为他真正喜欢写作，所以他不怕失败，不怕被拒绝，所以他能坚持写作。换做是我，缺乏安全感，又急于成功，如果被编辑拒绝过一次，很可能就选择放弃。

大学是否重视人文学科，关键不在于学生们为自己挑选什么专业，而在于学校以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要求和培养学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伟大的技术都是一时的，但是，“人文学科还会不断产生改变人类一切的革命性观念”。

当中国人放弃或不屑去一路下来地了解自己的家园时，一个美国人，前《纽约客》记者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独自驱车行驶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欧逸文与何伟一样，喜欢写小人物，他们往往在大事件中扮演角色，具备意义，唐杰就属于此类。与何伟不同的是，欧逸文也关注“大人物”，他写过导演贾樟柯、媒体人胡舒立。

37年前，他衔玉而生于广州西关世家望族，却不染豪门子弟的奢侈糜烂，向往一种悠闲自在、自得其乐的名士派生活。平时舞文弄墨，埋首疾书；宾客满堂，同道共谋，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他看来，真正的人生是在现实生活里觅得一片精神绿洲——性择其好，情趣自我！他就是琴棋书画、古器杂玩样样精通，执著追求艺术人生的“西关遗少”—— 梁基永。

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