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朵仿佛秉有一个温暖灿烂的内部世界，可以将她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高原上的人情变迁，从中衡量出今天人们的情感质量已残破不堪。她富有激情，渴望一个情感饱满的世界，但周边的人事，以及家庭的结构，都无法满足她。她映射出这个世界的巨大亏欠。

由文学而通达人情，由通人情而能胜人一筹地洞悉人的历史。今天的我们只能高山仰止，那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不来的本领。

年青一代因为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对亲情的需求并不强烈，同时，我们厌恶透了虚伪的逢迎和暗戳戳的攀比，更想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而非无效社交上。

这群零工劳动者在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生存。 “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算法机制的设置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设置，它有各种各样的夏季挑战赛、冬季挑战赛，然后骑手会有白银、黄金、青铜、钻石之类的等级。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游戏竞技场的话，那么外卖骑手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其中的选手，要骑着电动车穿越城市障碍，最终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你每送一单就会得到一个正反馈，然后你就多送单，多劳多得。这种游戏化机制形成后，你就会上瘾，最终形成的就是‘自我剥削’。”

归属一个群体、一个地方，是由一些细碎、微妙、无形的东西决定的，就是被熟悉的感觉和熟悉的面孔包围，是和周围人情感的缔结。无论身处何处，人们都在推崇一种“归宿感”。“漂泊异乡”听起来很悲惨，但在这个时代叙事发生了变化，离开——尤其是从封闭的村镇离开的人，摆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幸运的人。

企业负责人打造个人IP不乏成功的先例，如小米的雷军，格力的董明珠，华为终端的余承东，他们都自带流量，节省了很多广告推广费用，危机公关常常举重若轻。也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领导者都能成功打造个人IP，一般他们得是企业或相关事业部创始人，有过硬、受欢迎的产品且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然后再加上有人格魅力，关键的是作为当之无愧的老大或独当一面的大佬，出什么问题能自己担着。

容积率只是可利用空间资源的上限，密度则决定了人情的冷暖，两者缺一不可：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式经营，必然导致过载，太寡淡的城市却也没有人气，建设难以为继。 每一种建筑文化都有自己合适的土壤，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物有所值都集中在外表上，对于性能的改善却不敏感。

“法律不外乎人情”，说的就是法律应该符合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成文法也不是立法精英们创造出来的，而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反映。只有符合自然法，成文法才会得到公众的理解，才能维护真正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