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专家们解决不了的，小诊所反而能治好”，如果一次输液没治好，那就两次。 在一家私人诊所里，玻璃瓶里装着三元一包的“新冠药”，包括氯霉素（抗生素）、感冒灵、维生素C等药物。疫情严重时，这款药都“包不过来”，还限量出售。

病人在12月8日前后开始一天翻一倍，到了12日，每天有四百多人，持续了半个月。有些患者在夜里三四点就去诊所门口等着。 “我们只是看症状，不看抗原也不看核酸。”前一阵来求诊的多是年轻人，从最近几天开始，来的大多是老年人。 三位医生感觉已经“熬过了病例最多的时候”——每天来就诊的患者不到高峰时的一半，但退烧药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 一些基层卫生室花了两个星期，仍然未能完全解决缺药的问题。以往都是上午从医药公司订货下午送到，但现在只能10天之后送药。

已公布流调信息的病例中，既未提及境外旅居史，也没有在口岸码头等“高危”场所工作的人员。分散的流调信息折射出本轮疫情溯源难度很高。常荣山推测，输入性事件的发生时间应该至少在10天以前。在疫情蔓延如此之广的当下，难以判断一个病例是第几代传播者，溯源也就无从谈起。 过去依靠发热门诊作为“雷达”的方法，已无法适用于眼下轻症与无症状感染者居多的局面。对于口岸城市，应该开展高危人群恒常性的筛查，抢在社区传播发生前锁定传染源。 老年人是黑河订药的主要人群，高血压、糖尿病药物是最常见的需求。由于许多老人居住在爱辉区周边乡村中，出入城区的通道已被封锁，这曾给送药带来不小的麻烦。志愿者队伍也不再“男士优先”，因密接被隔离，减员、代班的情况也变得常见。

“乡村教育脱离城里的资源和老师去进行学习和模仿，永远无法达到城市的教育水准。” “如何把土地里长出来的教育、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和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后疫情时代’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 “巨大的城乡差距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在彝族地区的一些公办学校，语文、数学平均分是在及格线以下。”

2017年2月，十八洞村成功脱贫摘帽，是湖南省内第一批。脱贫之后，十八洞村的发展方向率先转向乡村振兴，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八年来，见证十八洞村变化的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了。2013年后，十八洞村陆续走出二十多名大学生。2021年村两委换届，新任村两委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学历的占了80%。 1996年出生的施林娇，是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疫情过后，她决定留在村里，陪伴爷爷的同时，继续探索短视频和直播。她看重的是这个村庄的发展机遇。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0日《南方周末》）

这些以不同形式返乡的人，与疫情相遇，也和当地的公益组织、乡村社群产生了密切互动，诞生出新的公益模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 张学龙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再三强调，民间力量要再造故乡，经济不是大问题，肯定会有投资，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处理事情的解决办法和思维方式，“知识是最实在的东西。”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2日《南方周末》）

一直要我们多待待的外公罕见地打电话回来，要我们别等他回村，赶紧收拾东西回城里。“再不走就走不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