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近两百个国家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地球和人类的未来。COP29被认为是一届“资金大会”，焦点之一是，各缔约方要谈判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在巴库会场，COP29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解读资金议题谈判。

随着环境和社会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漂绿”的外延渐渐从大众消费品扩展到金融领域，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借他山之石，认清绿色金融发展中的潜在问题，尤为重要。

国际能源署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要增加三倍。我认为可能完不成目标，一方面投资速度不够快。另一方面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思路是增加容量，但应该是取代化石燃料。 全球电动汽车的销售比例是多少？很小。产能过剩只是一种错误的定性方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从现在到100%电动汽车，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不存在容量过剩。 我相信气候议题能与政治分开。因为商界参与了，金融部门参与了。即使在美国，联邦层面所缺乏的东西也会被州和市层面的行动部分抵消。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中国特色议题，但议题实质性仍待挖掘，需要聚焦投资者、监管机构、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痛点问题，拟定针对性披露要求，同时加快建设中国特色ESG信披与评级二合一平台，降低ESG信息披露和评级的难度和成本。

我在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但那时候，我都是以外交官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而今天，我是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印度普通公民的身份到中国参会，试图读懂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视角。 历史上，两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后续落后于世界发展，如今中印正在重新崛起，“双方应该互相支持”。中国和印度很像，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经验。 印度将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某些议题上，我们会和美国日本合作，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也可能与它们存在分歧。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0年代。那时的中国很贫穷，被世界孤立。而今天，中国变得富强，成为了全球领导者、引领全球化。 当时我身上只带了200元人民币，但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百万富翁”。因为无论我怎么买，都没有把钱花完。当时中国商品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负面的声音来自于外国的宣传。他们来自于错误信息、虚假故事和假新闻。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击。这是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大挑战。 印度应该与北京、加德满都、达卡、科伦坡合作，这是地区性的议题。未来属于这个地区，而不是欧洲或者美国。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到，平行分组会议和研讨活动中，有5场会议以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为主题，超过一半的发言嘉宾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在过往9届论坛中，主题涵盖“亚太”字眼的论坛多达6届。随着论坛性质发生重大转变，议题范围也从亚太事务扩展到全球问题。现在，它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亚洲安全防务对话平台。

先在资金问题上突破，铺就为会谈兜底的地板，再上调保护目标力度，使地板成为撬板——这一谈判策略事后证明是解锁COP15成果的关键。 在官方闭幕时间前完成会议重点议题谈判，在环境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作为主席国的中国，没有强加中国元素，而是扮演诚恳搭桥人的角色，用娴熟的程序设计包容和调和了各方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