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的设想是，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育儿补助信息管理平台。通过与民政、公安、教育、医保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精准识别二孩、三孩家庭。 申请补贴的流程也可以简化，实行线上申请、审核。还应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并将育儿补助政策与其他生育支持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如果民营企业愿意优先招录育有多子女的求职者，应该大事褒扬与鼓励才对。员工生育孩子，有利于自己的家庭，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大概率不会给所在的企业带来实际利益。企业愿意这样做，往往因为老板有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所以完全没有反对的理由。

在这里，有了孩子，就得弯腰，因为孩子要在她们弯曲的脊背上长大。 我想象在铁古木背后，在阿芝背后，以及在很多跟她们一样的当地女性背后，都有一条线牵引着，这些线密密编织在一起成为一张坚韧的网，那是几百年来这个地方自成一套的社会制度：一个女人离婚就是不光彩，没有资格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目前各地自行探索发放的育儿补贴标准并不一致，部分地方的补贴金额较低，且申领条件中对夫妻双方户籍、社保缴纳情况、新生儿出生时间有较多限制。 “生育就像一个金字塔，有了一孩才能有二孩和三孩，如果只把生育补贴的重点放在三孩上，那政策可能就会像一个被束之高阁的花瓶。” “各地应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政策，不仅包括生育、养育和教育，还应包括婚恋、住房、医疗、就业、税收、养老等整个生命周期的一条龙的支持政策。”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我们在生命教育方面，是需要补课的一代家长，但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也需要补课。” “一些地区将政策投入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奖励支持，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反而被忽视。” “‘35岁职场门槛’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不仅侵犯了中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劳动者只能趁年轻赚快钱。”

实施细则条件一规定，2023年元月30日之后出生的非第一孩才能享受加十分，这意味着，存量的二孩、三孩家庭基本上享受不到。现在刚刚出生的非第一孩，十五年后中考，那时TA才能享受这一政策。也就是说，加十分的政策维持不变，十五年后才会对高中学位分配产生真实影响。

在杨凡看来，四川的调整让生育登记回归了原本的职能，“把生育登记的功能纯粹化”，同时也符合了大众对生育率的期待。 “在计划生育时代，会用这种方法来限制生育，现在逐步回归正常。一个人已经出生了，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不可能不登记他/她。” 2021年，董晓莹和多位关注女性权益和生育的律师做了一份关于非婚生育女性是否能做生育登记、申领生育保险等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彼时，只有广州和深圳“存在领取生育保险的可能性”。

这一条款落地之后，无论你已婚、未婚，生育几个孩子都不会被“罚款”，也不会影响个人前途。这正是生育自由的实质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生育与婚姻脱钩，也没有生育数量管制。四川省的上述规定，将生育登记与婚姻脱钩，并且取消生育数量限制，符合“全面三孩”政策及这一条款的操作性定义与本质，反映了生育自由实质内涵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