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内卷”对消费者而言有显性和隐性大危害：显性是指“消费者貌似占了便宜，实际吃了大亏”。在司法实践中，有关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基金产品的海量纠纷，就是“内卷”之下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例证。隐性则指行业创新停滞则会让消费者难以获得真正适配的服务。 金融“内卷”消耗行业资源、累积微观风险、扭曲资源配置，不断侵蚀金融稳定的根基，更可能让系统性风险的“灰犀牛”逐渐逼近。这才是最需要警惕的。 金融业“内卷”的根源在于机构短期利益驱动与长期风险意识的失衡，单靠监管处罚难以根治，同行监督比监管部门的远程检查更及时。 反“内卷”不能只靠堵，更要靠疏。车险“报行合一”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它同步打开了创新通道。

现有各地法案对稳定币的监管相当严格。但各地监管法案最大的隐患和漏洞在于对稳定币发行公司缺乏最后贷款人的支持。在极端情况下，当资产端丧失流动性时，稳定币发行公司就无法应对挤兑压力。 在所有传统金融业务中，与时代发展最为脱节的就是跨境支付。漫长的银行代理链条与前互联网时代的报文系统，使其成为缓慢而昂贵的活化石。 没有发行稳定币的区域和国家一定会在包括跨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其货币国际化更难以实现。 《稳定币条例》落地后，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有望打开国际市场新局面。其依托合规框架和跨境支付效率优势，可与数字人民币协同，补充现有支付体系。

寿险业获客与转化的双重低效构成底层瓶颈。一是获客模式陈旧。二是转化能力薄弱。 寿险业代理人应走向职业化，而不是精英化。 保险营销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大势所趋。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保险代理人的“回家”问题。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始终将保险代理人作为“外人”，所有问题都“无从谈起”。 一些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口是心非”：嘴上说“以客户为中心”，但心里想的是“以KPI为导向”。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顶层”。

较之海外的平准基金，中国版类平准基金在资金来源、运作机制和干预目标及传导机制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 结合国际经验，若市场出现非理性泡沫，平准基金会适度减持以抑制泡沫膨胀，避免系统性风险累积。但减持需谨慎，还要注意时机和力度，以防引发市场的过度波动。 科创板应优先硬核科技企业上市，坚持“宽进”与“严出”并举，采用对标成熟市场的严格退市标准，高退市率将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目前绿色金融市场正经历从“政策红利期”向“制度攻坚期”的切换。破解深层矛盾仍需构建“标准-数据-产品”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从规模竞赛转向价值创造。 碳核算是构建碳市场，发展碳金融的基础，碳核算的准确性决定了碳金融发展的边界。 需要建立一套“政府监管+市场自律+社会共治”的立体防线，防控“洗绿”风险。

在国内42家上市银行中，首席合规官普遍缺失。近半银行理财子公司这一职位空缺。 合规官的独立性是确保其有效履职的关键。独立性有助于合规官勇于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可能与业务发展目标存在冲突。 实践中，合规人员的独立性保障普遍面临挑战。包括：业务压力与合规要求的冲突、权力不对等的限制、资源不足的制约、信息不对称和考核激励不当。 外资银行的合规官在各个业务环节都有“一票否决权”。即使是行长、董事长也不能不尊重合规官的意见。

“7·22利率定价之锚改革，其历史意义不亚于8·11汇改。” “报价偏离”主要指部分报价行的LPR利率报价偏高，导致LPR利率长时间不变，没有根据实体经济和市场需求进行灵活下调。

金融机构是传导及落实宏观及监管政策的主要媒介，需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完全以自身利润与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重新定位其实是一个正位的过程。这不仅是对金融机构，而且是对整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进行监管的正位。 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限制风险的交叉传播。

“通道化”产品透过“削峰填谷”的方式“掩护”产品收益，或存在不同产品间利益输送或风险共担的情况，有违资管新规相关要求，应予以杜绝。 银行理财子公司牌照发放的节奏正在收紧。这意味着监管层正秉持对相关业务的高标准准入门槛。 从资产配置角度而言，理财产品的确定性收益与长期低波动难以兼得，但这与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固有认知及追求稳健回报的现实需求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