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名9岁男孩，另外四名遇难者是年龄分别为45岁、52岁、67岁和75岁的女性。此外，还有两百多人在这起袭击中受伤，其中四十多人伤势危重，生命垂危。 在传统上的政治包容性和政治正确性下，现在难民们面临着“我们是谁”的灵魂拷问。 目前一些人通过制造恐怖袭击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不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德国的经济竞争力可能会下降，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

为何“白人男性性侵黑人女性的指控”可以靠着原告的口头证言与检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说“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那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客观事实根本不存在”，检察官绕开证据就进行了有罪推定。在这个过程中，三名原告的合法权益就遭遇了粗暴践踏，陷入了实际意义上的“自证清白”陷阱。

开幕式的这些桥段让全球观众为之哗然，不止一国一地的解说员“愣住了不说话”，澳大利亚解说员甚至差点爆出粗口。全球多个基督教团体发表声明表示遗憾，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法国女孩代表本国向世界道歉”的现象，法国总统马克龙的X账号下同样是满屏的批评之声。也就是说，这场开幕式遭遇了大面积的“反噬”（backslash），乃至有美国公司C Spire宣布“感到震惊”并将撤下奥运广告。

这起事件显示，这家户外组织沉迷“性别叙事”而到了轻视乃至漠视专业能力的地步，这是相当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户外运动的危险可大可小，有时犹如行军打仗，绝不可以轻心掉之。过度关注所谓“性别叙事”乃至“政治正确”，无异于美国波音公司近期被爆出的“为了就业种族配额不顾专业能力”的行为。而即便是希望打造所谓“全女概念”，首先也要在专业能力上保证团员的生命安全。

如果游戏制作商拒绝“购买服务并加入多元化元素”的话，Sweet Baby就会在社交媒体上挥舞政治正确大棒，以“取消”（cancel）“觉醒”（woke）的方式攻击游戏制作商“政治不正确”，并与IGN这样的媒体合作大肆唱衰唱黑这款游戏，最后要求游戏制作商购买其“指导建议”并收取数百万美元的“咨询费”。

世界大势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却在左右摇摆。向左还是向右，既取决于少数精英，也取决于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 经济学逻辑有其必然性，但政治实践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研究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传播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避免世界被那些错误的思想所一直统治。

欧美社会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唯我独尊目无余子，宽于律己严以待人，已是公众对某些“少数群体”的普遍感受。不少有识之士如马斯克惊呼“本来我还算左派，但现在坐标系不断往左移，甚至我被动成了右派”。讽刺的是，罗琳本人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曾讽刺说，“如果你总相信‘任何人都应遵守相同的规则，并在相同的标准下得到评价’的话，那么你在六十年前是个激进派，三十年前是个自由派，今天则是一名种族主义者。”以专业能力为标准评价一个人，为何就会成为种族主义者？DEI的走火入魔可见一斑。

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曾经激情满怀地表示，希望有一天他的四个孩子在被评价时，评判的标准将不是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的品行。这句话是如此地朴素、具备普世情怀，如今美国左翼政治正确操弄下的现实却是“就是要以肤色而非品行来评价一个人”。盖伊的学术诚信事关品行这个基本问题，却仍然似是而非地变成了一个“种族问题”或是“谁的政治正确更厉害”的问题，这也不啻为对马丁·路德·金梦想的背叛。

新一轮的以巴冲突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歧与对立。一方面，所有支持巴勒斯坦或谴责以色列的声音都会被某些人不加分辨地归为“反犹太主义”。另一方面，以大学生为主力的新一代美国青年，开始对长期以来美国亲以色列的政治土壤发起质疑和挑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