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20年间，减排是PM2.5浓度改善的主导因素。 2017-2020年间，新冠疫情管控对空气质量改善有贡献，但不是主导因素。 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在低浓度区间更大，空气治理后期对应的健康改善幅度更大。

如果对主席建议案文做一个关键词检索，不难发现各国在谈判中最大的关切：“经济”出现了38次，“资金”有27次，远远超过“健康”的13次。塑料公约对经济的潜在冲击是各国决定谈判立场的重要考量。 “高雄心联盟”指责“务实派”逃避关键问题，是塑料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务实派”觉得“高雄心联盟”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最支持上游限产的国家并不是主要生产国。 回望塑料公约筹备的两年间，正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两年，塑料公约可以说是生不逢时。考虑到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政府换届，2025年的外部谈判环境只会更加艰难。

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已经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34%，其中重型货车占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的80%以上，在一些城市的占比还会更高。 包含机动车检验机构和维修机构在内的第三方机构，成为移动源弄虚作假问题的“帮凶”。

“环境问题规模巨大，成因复杂，解决需要公众广泛参与，而深度参与的前提是环境信息公开。” “我们负责任地使用数据，真正服务于公共权益，我们不是要打垮企业，而是赋能企业，善用数据对抗共同的敌人——污染。” “我们不要忘记当初是从怎样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的，空气、水环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要借助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解决方案，高效、低成本地维持这些成果。”

如果当初中国坐等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就没有今天的“新三样”的优势了。中国NDC目标宜更加积极，以引导市场预期。 近两年中东国家“异军突起”，过去它们扮演着比较保守的角色，如今它们越来越会利用资本优势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积极推动能源转型。 能源的经济性、安全性和环保性三者之间存在冲突，难以同时兼顾。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三角”定理可能将被破解。

碳中和时代，城市如何更新？王石将之总结为“四字秘诀”：减、替、抵、领。在阿塞拜疆举办的COP29期间，王石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以前志愿者可以亲自去河边巡河，但要在全国铺开的话，目标要有一百万用户，门槛一定得降低——一个普通人到河边巡河能做什么动作。” “在农村，老百姓看一条河是否干净，就是看河流能不能扮演三个水缸的角色：洗衣、洗菜、洗澡。” “当用户量越来越多的时候，自己要尽可能地往小里做，回到自己能干的事情上面，要回过头做业务闭环，做质量。”

“当人们有了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文学也应该加以表现，从‘为触目惊心的污染’呐喊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叙述，我将这种转变概括为‘用一棵草、一只鸟的目光和心情打量世界、感知生命’。” “现在不是《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的时代了，工业文明时代下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已经无法用于解释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巨变。我认为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应该更多关注高科技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命运的影响。”

“好的发布会一定要直面热点，不能外面沸沸扬扬，会场内却在装傻充愣。” “我当时定的第一条规矩是，再担心也不能关闭评论区，关评论就像开新闻发布会取消了答问环节一样。” “舆论引导，最重要的是传递已经在行动的信息。平常可以多讲讲道理，但紧急时刻老百姓已经有很大意见，还只讲道理，不去行动，只会火上浇油。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跟老百姓在一起，这样公众才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