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医学专业问题，强制送诊是否合法合规，则是法律问题。 北京安定医院是知名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精神卫生领域全国排名前列的权威机构，不太可能为了“配合”江西警方，做出虚假的司法鉴定。虚假鉴定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具有极大的风险。 强制送诊和强制医疗，都应该遵守法定程序。否则，不仅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正常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今天在AI的影响下，围棋运动已从“大家观赏一局棋”沦为了“大家一起对答案”的境地，这是对围棋本身的重塑。如果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已经逐渐失去竞技价值的话，围棋恐怕也就只能回归到传统的智力游戏/陶冶情操范畴了。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作弊手段继续“精进”、作弊难度持续降低的话，那么举办围棋比赛的价值与意义也会随之下降。

可笑的是，值周学生认为阻拦男性救护人员上楼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职责所在”，在请示宿管员时还得到了后者的夸赞，这是因为值周学生充分尊重与敬畏了后者的权力吗？学校对此的通告称“因宿管员对值周学生做法予以肯定而引发生病学生不满，经双方当面沟通后，目前已消除误解”，也是网友的一个群嘲点，这里有什么“误解”可言？是当事人觉悟太低，不理解“男性不得进女生宿舍”的天条+值周学生-宿管员两级管理体制的神圣性吗？

为何“白人男性性侵黑人女性的指控”可以靠着原告的口头证言与检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说“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那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客观事实根本不存在”，检察官绕开证据就进行了有罪推定。在这个过程中，三名原告的合法权益就遭遇了粗暴践踏，陷入了实际意义上的“自证清白”陷阱。

此次多所高校发布的“合理使用奖助学金倡议书”不妨先将之细化为“合理使用助学金倡议书”，将需要客观成绩门槛的奖学金另案讨论。助学金作为一项福利，其目的仍然是帮助学生“暂渡难关”，安心完成学业，性质是临时性的，用途是单一性的，如何让其做到取之有名、用之有道，高校在发出“合理使用倡议书”的同时，也应思索更精准可行的办法，让这笔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如果你与导师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或者你已经对导师有了比较大的意见，通过正式程序要求换导师也不失为一条回撤与及时止损的可行之道。一味压制自己，让自己陷入精神内耗之中，憋出乳腺增生或前列腺增生，完全没有必要。学校也应该保障，从招生到就读期间，导师与学生都有较大的选择权，有双向选择权本身就是好事：学生的选择权可以压制某些导师的胡作非为，如果所有的学生都不愿意选你那至少面上无光，同时导师的选择权，令学生作为成年人也不能任性胡来，有利于学生的社会化。

陌生人社会就不太一样，常常是一次博弈，善意与合作行为未必有回报。这就体现出那些小餐馆经营者对陌生困窘者施惠的难能可贵了。

要想把学术期刊办好，还是要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来，莫让学术期刊与“学界大佬”彼此之间形成固化板结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改良，使评价体系多元化，解决“论文灌水”与“发表无门”的现象。这就不仅需要让学术评价体系形成切实有效的反馈闭环，也应当跳出论文的问题思考“学术生产过剩”的更大背景问题。

有一个事与愿违的做法与看法，以为课程与考试难度越低，学生负担就越轻。 真实逻辑正好相反。在课程与考试难度降低之后，大量刷题变得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刷题竞赛，卷得飞起；由此导致考分不再是正态分布，高分大量、高比例地集中于头部，造成考试区分度下降，真正天赋异禀的孩子也难以被识别与筛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