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新宇可能真的只是误发，也有可能确实是正常的恋爱关系，但如此亲狎的私人话语也隐含着权色交易、利益输送的诸多嫌疑。此事已经成为公共事件，公众基于公共利益就对此有知情权。当事人有必要说清楚讲明白其背后的真相。既然当事人已被免去职务、接受调查，那么后续调查也应当尽力查明事实的全貌，并将真相公之于众，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嫌疑人先制造“虐待大熊猫”“把大熊猫卖到国外”的稻草人，顺势抢占“保护国宝”“保护动物”的道德制高点，然后在线上编造传播谣言，线下将大熊猫研究保护专家自行认定为坏人围攻谩骂。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直播打赏盈利的利益驱动。“熊猫饭圈之乱”也并非孤例。

WTT有权设置规则，要求运动员优先参加其组织的赛事。运动员也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是否参与WTT的游戏。但是，如果一项规则得不到球员的普遍认同，导致顶级选手退赛，对于赛事来说，可能得不偿失。如果有更多球员效仿退赛，WTT赛事无法维系，也不是不可能。

美国的这起案件也足以启发立法者，有必要推动立法扩大法定强奸罪的保护范围，让未成年男性像未成年女性一样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公开场合指控他人要为真实性负责，否则就是造谣诽谤。而即便如此，公开指控也不能随便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与隐私权。在“怼脸拍”之后，虽然徐娇仍然抢占了可能的道德制高点，但其明显侵犯对方人身隐私的行为也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享受脸部马赛克与隐去姓名的隐私权，当事男子却被如此“网络审判”，是不符比例原则的。

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强调被处罚者是“农民”“农妇”。但实际上，她自2000年就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在市场中卖肉。从职业来看，她并不是农民，而是商贩。

即便涉事保洁“不承认”，也完全可以借助监控或DNA的科技手段确定证据，“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但也已经是“高空抛物罪”的行为犯，“张贴告示”恐怕也无法真正震慑这位涉事保洁从此收手。涉事保洁在四五年里持续高空抛物，并且在最近半年里变本加厉，不能不说与居委会及强力部门的软弱有关。而既然明明可以依据现行法律将其绳之以法，那么就不应再宽纵。

公职人员的一粥一饭皆从纳税人而来。近距离引导服务“政府夜市”，本身就是极好的了解民情的方式。不妨设想这样一种场景：一个刚毕业就考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每天下班都在“政府夜市”驻足停留，顺手买点农副产品，近距离与摊贩接触，了解实时的物价水平，那么就能获得第一手的基层经验，知道民众关心的民生议题，这样的话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就不至于想当然与不切实际。

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医学专业问题，强制送诊是否合法合规，则是法律问题。 北京安定医院是知名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精神卫生领域全国排名前列的权威机构，不太可能为了“配合”江西警方，做出虚假的司法鉴定。虚假鉴定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具有极大的风险。 强制送诊和强制医疗，都应该遵守法定程序。否则，不仅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正常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